（5）海洋资源。中国人均领海面积仅00027平方公里，为世界人均的1/10，在世界137个沿海国家中排名第122位，且正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外国侵占。目前已有80万平方公里海域被海洋邻国侵占，他们在南海上的油井采量是中国海上石油采量的40倍；二是污染日益严重。中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开发率极低，更有待保护。

　　结合人口因素看，资源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体现在，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均资源的消耗表现出很强的人口“分母加权效应”，导致目前人均主要资源不足世界水平的1/3—1/2的状况更趋严峻，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二是中国目前各类资源在经济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了高位开发利用，然而由于总量上的绝对短缺和结构性相对短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程度也将日趋降低。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分别为147、105公顷，需求已超过资源的供给，人均生态赤字达042公顷（而世界人均资源生态承载力尚有033公顷盈余）刘宇辉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可持续性评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说明中国目前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自然资源长期“赤字”式的耗费将导致中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自然资源更趋危机。

　　（三）环境方面

　　中国的生态环境承载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加上历史欠账、人为破坏等因素，当前环境污染仍相当严重，生态恶化的危险并未消除。竭泽而渔还是持续发展，即将迈向14亿、15亿人口的中国面临历史性抉择。

　　（1）水环境状况。200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368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2966亿吨，比上年增加54%。目前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水环境容量，日益加重的面源氮、磷污染加速着水环境的恶化；区域生态破坏，水源涵养功能降低（如日前三江源的冷沙漠化报道），更使水体环境恶化雪上加霜。许多河流面目全非，成了黑水河、臭水河，如淮河191条支流有80％呈黑绿色，一半以上河段丧失使用价值；许多湖泊消失，水源减少。“千湖之省”的湖北省，建国初有湖泊1066个，目前数量和水面面积均缩小3/4，而干涸后的生态影响尚难估量。

　　（2）大气环境状况。整体污染较为严重。2006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比上年增加15%。中国能源以煤为主，燃烧时少有脱硫除尘装置，造成大气污染，污染形成的酸雨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全国6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

　　（3）土壤环境状况。一是水土流失严重，目前已逾356万平方公里。虽然每年都加大治理力度，但中国每年却新增流失面积100万公顷，土壤流失高达50多亿吨。如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l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二是土地荒漠化和沙化严重。截至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国家林业局：《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ztzl/fszs/content_650487htm。中国每年因荒漠化而直接损失540亿元。其他如盐碱渍化问题仍普遍存在，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都给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日益低下的土地生产能力造成巨大威胁。

　　结合人口因素看，环境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压力更大。由于人口规模持续庞大，生产力不发达，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完成，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时难以改变，加之公众环境意识不强，环境执法“犹抱枇杷”，中国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全国每年因环境失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可持续发展肇始于环境问题，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又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而未来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及其不断升级的对资源环境消费的“加权效应”，还将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带来持续的和巨大的压力，使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勉为其难”，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研究显示，今后20年中国生态环境的发展走势是：根本遏制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的难度更大（这将是困扰中国生态环境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森林植被结构简单、功能退化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江河断流与地下水超采将愈演愈烈；土壤污染的潜在危害将逐步凸显；赤潮发生频率和强度继续加大。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展望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6页。人口、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即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无疑，三大国策的实施，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张维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与计划生育》2008年第1期。

　　“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且必须坚持不懈地、毫不动摇地做好的工作，是中国语境下未来可持续发展最主要、最科学、最合理的路径。

　　（1）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换言之，究竟怎样看待中国人口政策战略选择上的不同意见？是中国人口的数量、或结构失衡（如老龄化和性别偏差）、或“堪忧的人口素质”？甚或以上的综合构成了对可持续发展首要的和严重的制约？

　　当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时，主观上人们因建设新生活的热情而笃信“人多力量大”，客观上经济落后底子薄，人口众多增长快。中国的人口性质正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口压迫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页。的类型。这是人口与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作失误也难辞其咎。“量大质低”的中国人口，“量大阻碍生产力发展，质低难以发展生产力。”刘国光等：《纵论改革开放30年——刘国光等26位学者多视角解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7页。无视我国“人口压迫生产力”的事实，否认在人口问题上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机械拿来西方一些人口学家（如科赫）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理论，主张“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认为我国应先发展经济后控制人口，而不是计划控制人口以使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反映“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社会形态下的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坐等经济高速发展后再降低生育率，无异于望梅止渴。其结果是：庞大的人口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大大延缓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还遑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他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已取代人口数量而上升到中国人口问题的首要方面的说法（如将老龄化放置于人口数量问题之上、认为老龄化将会是压垮21世纪中国社会新的人口“包袱”），认为中国控制人口规模就是以“自残”方式断送中华民族子孙而腾出空间让位于还将继续增长的世界人口等说法，尽管其“未敢忘忧”之情令人感佩，但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却是明显的。

　　首先，其认识上的根源，在于“淡忘”了中国的“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对中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生育率仍存在反弹（甚至一“放”即发）的可能性（希望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达707%）《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2008）》，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社2008年版，第4页。视而不见，而对中国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夸大其词。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指出中国的一切麻烦就在于人口太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2000年5月8日《人民日报》第1版。因此，坚持控制人口数量始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所谓一些“新的人口危机”问题。“从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低生育水平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口危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2008）》，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社2008年版，第8页。我们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与老龄化和性别比偏高可能接踵而来，但却非完全相关或什么全因全果的关系。放宽生育率是否就能够长期阻止“银发浪潮”的到来和出生性别比的偏差？放宽生育政策当然可以年轻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样中国的问题将会更多、更尖锐、更难解决。如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肯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会比现在严峻得多。老龄化未必就是天大的坏事，未富先老并非多么可怕，与其推后，不若早来。所谓“新的人口危机”，只能靠综合治理和统筹解决。如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绝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张的“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而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不保，可考虑变处罚为奖励。在人们享受“人口红利”的今天，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钱物用来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肯定更为合算。倘使之1‰的放宽，十几乃至几十年的叠加就会多有上亿人的增幅，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