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在“全球化”氛围中对世界经济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以及已经极为深度、复杂的卷入，所以非常强调“经济全球化”这一表述。与此同时，中国舆论则颇为慎言“政治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甚至有一些学者坚决反对“文化全球化”之说。然而，“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而言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它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政治、法律、文化等层面；这些方面彼此很难分离，因而具有综合性、共构性意义及影响。例如，“联合国”就是“政治全球化”的产物，而中国作为其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所以不可能回避“政治全球化”之说及其反映的真实景况；而国际经济案件，各种制裁、协调，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也只能用“法律全球化”来解释，它也促使我们对“国际法”有了更深刻、更广远的认识。至少颇为敏感的“文化全球化”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已说明“文化全球化”活生生的存在，是摆不脱的事实和现实。正如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制订其“游戏规则”那样，我们在“文化全球化”中也不能把“普世文化”、“普世价值”向西方话语霸权拱手相让，从而让“普世文化”、“普世价值”不幸会成为“西方文化”、“西方价值”之“事实”。实际上，“文化全球化”所反映、承认的唯一、真正的事实是多元文化共在、共构，相互交流、渗透、沟通和融合，由此达到世界“和谐文化”的“和合”共存。在这种“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互渗景观中，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普遍真理”时，也应坚信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也肯定有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在“同一个世界”虽然不能真正达到“同一个梦想”，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要努力争取我们的“梦想”能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成真”。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五大宗教”

　　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正是“文化全球化”使我们看到当代世界宗教对中国的复杂影响。而在这种背景中，“全球化”也正全面、深刻、直接地与中国宗教发生关系，形成中国宗教在当前的存在特色及其未来走向。

　　在中国现存而且“合法”的“五大宗教”中，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这四大宗教本来就属于“世界宗教”的范畴，其“全球”范围的发展已形成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而当前的“全球化”更是使其“开放性”、“外延式”特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道教作为其中唯一的一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中华本土的宗教，其“内涵式”发展在“全球化”的氛围中也只能是相对而言。随着华人走出国门、云游世界，道教已成为一个“全球”存在的宗教。而且，以“道”为核心价值和精神理念的道教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关注，悟道、修道也已成为一种“普世”需求。从道教经典《道德经》已成为世界宗教经典中翻译语言之多、仅次于《圣经》这一事实上就可充分说明其“全球”性发展。

　　由于“五大宗教”的“世界性”，其存在性质及发展态势的“国内”、“国际”之区别仅能相对而言，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已经越来越模糊。在此，宗教的“国际性”乃使其“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有着增长性呼应和彼此互动性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冲破“国界”、形成“跨国”发展，中国宗教也增大了其开放之态，有些发展甚至出现了“无疆界”之状。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已使中国当代宗教发展完全结束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期那段“封闭式”的独特历史时期，故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目前，中国宗教已加强了与世界宗教的关系、尤其是与其“同宗”之间的联系，正在坚持“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原则下“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其国际交往和教际交流。但这种密切交往和沟通也使同一宗教之间逐渐形成“一种跨地区意义上的个人和社会认同”，从而影响到其“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或其前后次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的形成，正是当前世界宗教发展所表现出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465页。

　　从当前中国政治氛围来看，其对宗教的态度已经越过了过去“封闭”时期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斗争哲学”而对宗教的批判、否定。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谐”的努力中，中国主流政治已看到宗教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主张“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政治”的“引导”和“宗教”的“适应”，在“全球化”这一“开放”社会中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宗教的“中国意识”与“国际关系”问题，协调“本土”与“外在”的关系，缓解或消除其张力。在此，中国“五大宗教”展示出各自的特色及发展意向。

　　佛教在当代中国已发展为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宗教。从其传统来看，佛教源自古代印度（尼泊尔），与东南亚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但因其在华成功的“本土化”而与儒、道一起成为“缺一不可”的“鼎足”“三教”。在“人间佛教”运动的影响下，佛教走入现代社会，形成“教”促“文化”（如少林寺）、“文化”办“教”（如灵山寺）、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五台山）、修行律己（如大悲寺）等发展模式。少林寺的“现代管理”模式使“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并形成其寺院管理“连锁”和文化产业“系列”之链，构成其宗教“文化化”、“企业化”之走向，亦受到这类“人间佛教”已嬗变为社会“世俗化”之指责。在“居士佛教”与“僧侣佛教”并行发展之际，“老板佛教徒”正将佛教观念引入其企业文化，形成对社会更深层次的辐射；而以“僧侣”出面组织的以“和”为“尚”的社会和谐、公益活动及其相关联的“弘法”举措亦如火如荼，在两次“世界佛教论坛”上达到高潮，其“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口号给世界带来震撼，将关注佛教的目光引向中国。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呈现鼎盛态势。不过，北京奥运会前后藏传佛教的政治卷入、部分喇嘛被“藏独”势力所利用而引发的事端，对其健康发展显然也带来了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