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作为“五大宗教”中唯一在中国生成发展的本土宗教，亦在改革开放时期得以复兴并获得其“全球”意义。从宗教意义上，“道”乃是中国宗教最经典、最本真的精神表述。中国的宗教精神离不开“道”之底蕴，“道”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最恰当的象征符号和灵性标志反映出中国宗教“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这种“替天行道”、“修道”为“教”的“根柢”和精髓。在文化意义上，“道”指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文化传承，这种“黄老思想”反映出“炎黄子孙”的一脉相承及其形成的华胄传统。在思想意义上，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之论而创建了中国精神形上学体系，老子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系统著述的宗教理论家和思辨哲学家，其《道德经》流传两千多年，迄今仍对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民族意义上，道教的形成如“中华民族”由多民族凝聚而成一样也是由多派汇合所致，其发展路向与佛教、基督宗教的“分流”、“分化”态势截然不同，而是采取了涓涓细流汇大河、条条小路归大道的“合流”、“合一”走向，因此能最典型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民族团结、汇聚的发展特色。在宗教意义上，中国的本土宗教（包括儒教）和民间宗教大多都以“道”来“一以贯之”，以“道”为其名或精神实质；可以说，这种由多种本土、民间，草根型宗教所共构、或正在形成的“大道教”乃揭示了中国传统宗教的真正底蕴和存在奥秘。如果中国的基本学问为一种“大国学”，那么中国的本土宗教则为一种“大道教”。只有这种“道”才是中国传统宗教的原创性体现，才能代表最为“本土”的中国宗教象征和表证。在“全球化”的发展中，道教也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举行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道德经》论坛”，其“和谐世界，以道相通”、“和谐发展，天下有道”的理念也将会成为通行世界的“大道”。

　　伊斯兰教虽然源自阿拉伯文化，在其与中国十个少数民族的有机结合中亦已成为其主体宗教，与其生活、习俗融为一体，构成其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当“全球化”的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之后，东西方的冲突有增无减，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势使之几乎可以在穆斯林世界横冲直闯，好像已无人能够阻挡。西方霸权可以“反恐”之名而大军东进、为所欲为，而伊斯兰社团中的少数极端主义者则以自杀性袭击来展开“圣战”；其结果是爆炸之声此起彼伏，打破了世界的宁静。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的结合已使当代社会难以安宁，而西方一些大国在“反恐”上的双重标准客观上也对这种不利态势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伊斯兰教同样也受到“东突”、“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挑动、骚扰，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为此，中国伊斯兰教的主流高举“伊斯兰”即“和平”宗教的旗帜，号召民族团结、和睦，反对民族分裂、冲突。这里，中国伊斯兰教对被曲解的“吉哈德”（Jihad）重新加以了返本还源的解释，并努力避免宗教之间的冲突，而推动宗教之间的对话。在境外教际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穆斯林加强了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先后在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开展了伊斯兰教与儒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吸引了不少国际人士来参与，使之感受到一种融洽、祥和的气氛。

　　基督教本是教派最多的宗教，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在“三自爱国”运动中走向“合一”和联合礼拜，成为世界基督教中进入“后宗派”发展的一枝独秀。在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境外宗教对华的全方位“渗透”，中国基督教亦有着积极对应。一方面，中国基督教积极“走出去”，主动参与世界基督教事务，于1991年初恢复了在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成员地位，从而得以在“普世教会运动”中发挥其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人出外留学、工作、劳务输出，中国基督教的影响亦在海外华人中扩大，如温州基督教在意大利罗马等地华人中的发展，甚至使天主教感到了中国基督教会在天主教核心地区的“渗透”。另一方面，中国基督教亦加强了自身的教会建设和神学建设。在巩固和发展“三自”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基督教努力体现出其教会“本色化”、“处境化”的现代中国特色，并以其“博爱”精神来推动教会神学建设，为教会面向、适应并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做好准备。此外，主要由基督徒组成的“爱德基金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慈善事业和基层服务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中国基督教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正面临着“多教派”回归或恢复之意向的巨大压力，其“后宗派”教会模式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基督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

　　天主教在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走上了自立革新、爱国爱教的发展道路；此后又因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天主教割断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在教务上亦推行了“自选自圣”、民主办教的举措，由此形成与天主教圣统制的张力。这种僵持局面迄今仍未出现根本性改变。但是，随着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跟上时代”的革新发展，罗马教廷对华政策趋于灵活多变，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提供了中梵接触的机会；这种中梵关系可能改善的迹象和信息时代罗马教廷可以设法与中国天主教相关人员的直接联系，使中国天主教会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与外界天主教会联系的复杂发展。“地下教会”的出现等问题，揭示出一些教会人员在“爱国”与“爱教”关系上有了“动摇”和“滑坡”。他们在“国家忠诚”与“宗教忠诚”之间有了认知差异、面对着两难选择，天主教会性质所决定的“跨文化”、“跨国度”的“认同感和效忠感”使之颇受心理煎熬。这种政教关系、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教叙任权”问题本为其历史上的政教难题之一，其分歧和争议正在中梵接触和探讨中凸显。中国天主教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应有的正常发展，有待于中梵关系的积极解决，依赖于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创造性突破，否则很难走出彼此试探、互不相让、意见分歧、持续博弈的僵局。2008年5月，中国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奇迹般地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上演莫扎特“安魂曲”和中国乐曲“茉莉花”，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这一场合与来自北京、香港的中方人士、甚至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相关人士（包括官方人士）公开直接接触和对话，一时引起中梵关系亦出现“乒乓外交”那样的戏剧性事件、有了“破冰之旅”的舆论，使人们对其未来发展走向有了意味深长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