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20世纪后半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蔚然成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也会有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但多学科的关注和发力，无疑会推动研究的深入。稍有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研究，历史学本学科却基本因袭传统的框架，难有突破，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普遍感受到的问题。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意在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

　　一

　　所谓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许是要绝后的独特时代。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时代，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

　　检索多年来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一般性著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模式。自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六届七次中央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50年代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撰写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一框架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它以重大事件和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以章节体的形式撰写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以《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命名的数百部著作，更多的是不同类别的诸多教材，大多陈陈相因，难脱此框架。因袭既久，渐成定式。公正地说，这样的历史著述，为人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也曾在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是，这些著述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却缺乏血肉。革命史和党史毕竟不能代替全面的完整的历史，除了政治还有经济，除了革命还有生产，除了斗争还有生活，除了中央还有地方，除了一呼百应还有无声的反抗，除了领导人的个人生活还有百姓生活的众生相，历史本来就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画卷。

　　二是海外学者有关人类学社会学的著述。海外学者对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1960年代即已开始，虽数量有限，但都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自有其人类学社会学的明显特色。迈德尔（Jan Mardal）夫妇1962年即深入陕北柳林的村庄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1965年在美国出版《一个乡村的报告》，1973年又出版《中国：继续的革命》，以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和生产的真实画面。韩丁（William Hinton）和柯鲁克（David Crook）夫妇则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参加根据地土改，分别成就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两部纪实性作品。时隔30年，1991年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英文版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又是一部在十余年田野工作基础上多学科专家合撰的社会人类学著作。该书考察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河北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但理论视觉和基本判断已与前三书迥异。未能直接进入内地乡村的一些海外学者还利用口述资料撰写了这方面的著述，代表性的有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此类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在亲身经历或口述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个村庄的革命进程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韩丁就觉得他的作品“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象一部记录影片”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但是，中国的村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几万万，“真实的”是否就是“全面的”？况且，尽管是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田野的工作，海外学者的关注点和眼力毕竟也是有限的，他们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同情的理解”？这些都是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