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的这些不同时段和事件，本身都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成分，政治化的色彩十分浓厚。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现有著述中了解更多的是这些运动如何由发动、辩论、推进、高潮，再到另一个高潮，以及有关的会议、方针、路线、政策。农村社会的反应如何，农民的切身感受和日常生活怎样，往往多是轻描淡写或淹没无彰。从“自下而上”的视觉出发，农村人口的消长与流迁，耕地水利，婚姻生活、夫妻生活的状态，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宗族势力的消长，阶级成分划定，职业结构变化，集市贸易，副业生产，服饰的质料式样，食物的多寡、结构及其制作，收入分配及其形式，住房面积和结构，交通工具及利用率，日常生活用具，家具、农具、照明等，不同年龄段农村成员的文娱活动，戏曲小调，标语口号，基础教育，卫生医疗，鳏寡抚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社会治安，集团冲突，党团妇青民兵组织，工作队，巡逻队，斗争会，汇报会，学习班，外调上访等等，都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引起重视并加强研究。已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地研究总体史，那么，大型的、权威的当代社会史便指日可待了”。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我不敢奢望那样的当代社会史在短时间可以出现，但这些基本的社会史研究内容，这些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日常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基础。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基础的、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基层农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界最缺乏的就是基层农村的档案资料。就现代史的档案而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大量民国时代的档案，各地省级档案馆主要收藏建国以前的官方档案，县级档案馆则收藏县一级，少量是乡（公社）级建国前的档案，最基层的农村，也就是集体化时代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档案基本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旧房重建或者再建不断加快，大批档案散失或者干脆送往造纸厂，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很难见到此类资料，抢救这批档案资料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然而，数量在减少，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只要肯下功夫，坚持不懈地到农村去调查搜集，仍然可以有些收获。近些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全体师生，不避寒暑，栉风沐雨，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广泛搜集散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基层档案，目前为止，已经搜集到涉及全省南北各地100余个村级历史档案，如果按每一件不同的就是一件档案的标准来计，总量当在数千万件以上。这批档案最早的在明清时期，绝大部分则属于集体化时代，内容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各级政府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分登记表、斗争会、批判会记录、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证等也有一些收藏。详见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述略》，《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黄宗智先生曾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中说：“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我想，黄先生若再来敝中心访问（2006年6月初访），一定会修正自己这一看法。

　　还要提及的是，目前也有一些学者采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应该说口述史也是历史著述的一种形式，但在仍有文献资料存世的现时代，把历史档案文献和口述结合起来不是更有利于事实的把握和客观的研究吗？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2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将历史研究的聚焦点由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移到普通民众和下层社会；将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自上而下”转换为“自下而上”的视角，从而构建整体的历史，正是社会史研究的魅力所在。遗憾的是，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领域，虽有研究者呼吁从社会史角度开展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但有分量的著述依然不多出现。

　　社会史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正是年鉴派史学的信条。第三代年鉴派代表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明确地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勒高夫：《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现当代史距离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持有的一份社会关怀。

　　集体化时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历史时代，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这一重要的历史时代，并不是要否定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方法模式，更不是要否定那个光荣与梦想交织的时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历史自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后人可以不断地、多角度地去认识和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正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完整地理解这段历史，也是为了我们当今和未来的社会能够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下去，这大概就是历史学的“鉴古知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