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当我们回顾这个波澜壮阔的历程时，可以看到，外交战略的演变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开弓”，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大体上十年一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拟对这四个阶段的演变进行回顾，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以此纪念新中国建国60周年。

　　“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

　　建国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一边倒”是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正式表述，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0页。

　　“一边倒”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战后的国际关系紧密相关。有两条线索。其一，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结束二次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讨论远东事务时，美苏背着中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补偿，达成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远东军的允诺。《雅尔塔协定》随之出笼。其二，《雅尔塔协定》签订后不久，杜鲁门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这时，“二战”已近尾声。美苏双方在战后世界的安排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杜鲁门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合作形式，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二战”结束前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美苏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二战”结束后美苏矛盾的加深，战时同盟开始瓦解。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由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

　　上述两条线索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体。“一边倒”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两个阵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与苏联发生对抗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尽管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充分认可，但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加入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西方阵营；与此同时，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就是为了打垮西方列强的势力，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怎么可能违背历史和民族情感，转而倒向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