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即出访苏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以及成立新中国的一系列设想。斯大林明确表示，新中国政府一经成立，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刘少奇访苏不仅得到了斯大林承认新中国的承诺，还为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必要的准备。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经过与斯大林的会谈，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它为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不久以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更使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错误认识，消除了对中国走“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以实际行动放手给予新中国大力援助，对“一边倒”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一边倒”的评价，国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曾经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联合苏联，除了国际形势、意识形态、国内状况等因素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尊重中国独立自主权利、平等待我、并真诚地为新中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国家。

　　“一边倒”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敌视、封锁和包围。因此，《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开宗明义即指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的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391页。正是由于这个条约的存在和中苏同盟的强大威力，才使“二战”后在军事上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尽管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也不敢轻易入侵中国本土。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除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中国在实施“一边倒”的过程中，还争取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对新中国工业基础的最终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援助表现在四个方面：（1）供应成套设备。1950年至1954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计156项。尽管这些成套设备的引进后来在1960年因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而造成一部分没有兑现，但已建成的项目使中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应该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提供技术人才。1950年到1951年，中国政府共聘请了42个苏联设计组。至5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各国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专家达8000多人。同时，他们为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达7000多人；（3）进行科技合作。1954年10月，中苏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此后，中国又同东欧各国分别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这些先进的技术资料，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4）长期低息贷款。从1950年到1955年，苏联向中国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这些长期低息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上四条的数据均见《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3页，第54页，第56页，第57页，转引自《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5—36页。

　　在“一边倒”战略下，中苏之间在经济上的援助是相互的。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也尽力帮助苏联。例如，为缓解苏联橡胶短缺的困难，中苏两国在1951年9月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向苏联提供橡胶，而且还提供钨、锡、铅等稀有金属。对苏联提供的经援和贷款，中国都以物资、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和黄金偿付，其中包括战略原料、农畜产品和日用消费品。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应当看到，独立自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一边倒”方针的出发点，而且是“一边倒”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所谓“一边倒”，并非投靠苏联，而是指与苏联站在社会主义的同一阵线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非赋予苏联藉此发号施令、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而是坚持主张两国之间关系平等；向苏联学习，并非是说苏联可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颐指气使，而是坚持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有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接受苏联的援助，也决非意味着中国要为此付出损害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代价。

　　“一边倒”战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外交战略。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激烈对抗的国际形势下制定并实施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尽管“一边倒”同历史上的任何战略和政策一样，并非十全十美，而是有它的不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它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目标，因而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两面出击”（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局势动荡，各种力量分化改组，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由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后形成的缓和状态，逐步趋向紧张，面临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威胁。

　　中苏关系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得到迅猛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分歧的出现，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一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以过去援建中国的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为由，要求建一座大功率电台，为此苏方将出资七成，中方出资三成，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彭德怀在复信中表示同意建立电台，但全部费用应由中方承担，建成后可共同使用。1958年7月，苏方又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核潜艇舰队，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认为建立联合舰队同建设长波电台一样，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不能这样搞。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片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资料。同年9月，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突然给中国政府发来照会，要求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尽管中方极力挽留，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全部1400多名苏联专家还是被撤走，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大量科技合作项目也全部被撕毁。这一背信弃义的举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此后，赫鲁晓夫在恶化中苏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援华的军事物资、贷款及利息；将中国新疆塔城等地的6万多边民诱骗到苏联；1963年7月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在报刊和电台上抛出了大量反华文章。对此，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