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至今60年来在众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包括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成就。

　　新中国60年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长征”，因为成立之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颇为孤立，只和1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并不愉快。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安全承受着新的压力。1960年中苏决裂后，中国在亚洲列敌环伺，与许多国家处于对抗状态（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随后的“文革”更是给中国的外交事业雪上加霜。只是到了70年代，中国才开始摆脱内乱，开始正常的对外交往。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中国外交的真正进步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今天，我想把我对中国外交变化的观察分成两个阶段来谈。分期很简单：第一阶段1949—1978年；第二阶段：1979—2009年。

　　1949—1978年的中国外交

　　首先我想对第一个30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分析，一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外交的第一个30年。我认为它有如下方面的特点（排列顺序与重要性无关）：

　　这一时期，就全球的冷战“双极”结构和后来的“战略大三角”结构而言，中国既是受害者，也是贡献者。我们不应该忘记，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是敌意的，国家安全大部分时间都受到直接威胁。中国通过“偏向一方”（实际上不是“偏向”，而且与苏联全面合作）促成了国际关系中“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很多人（毛泽东自然也一样）认为，中国除了偏向苏联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美国人1948—1949年已经关上了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大门。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讨论当时美国外交是否存在“失去中国机会”的问题，但到1950年2月，随着中苏联盟条约（和它的秘密条款）的签订，两极世界已经巩固。

　　随后是朝鲜战争，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1960—1962年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和1969年两国军事对峙，从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的（美）越南战争以及后来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没有和平的国家安全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除了朝鲜和越南之外，中国在亚洲地区实际上是孤立的。不错，这种对抗关系的形成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所处的环境是列敌环伺。在这30年中，战争威胁是切切实实的，所以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450万人，今天则减少到230万人）和庞大的军事工业支出（最高时超过GDP的30%）。它还迫使毛泽东采取极端的做法，比如“三线”工业政策等。

　　第二个看法是，在国内，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表现在中苏论战和中苏分裂过程中）；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表现为支持世界各国的解放运动，林彪1964年发表著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和毛泽东在60年代采取的对抗政策）。这些外交政策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它同时也意味着中联部在制定政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比外交部还重要。

　　总体而言，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带来好处，直到邓小平将政策（所有政策）的基础转为求真务实之后，中国外交才开始走向成功。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也意味着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无法获得与其他国家交好所带来的益处。同时还要提到的是，不仅是中国关上了自己的大门，西方还有后来的苏联也迫使中国一直大门紧闭。

　　外交政策决策没有制度化，它实际上是由少数几个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王稼祥，此外偶尔还有邓小平、彭真等）掌控着。它并没有在外交部等这样的机构形成制度化——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当时的外交部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机构。甚至中联部可能都比它重要。1956年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是主要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后来该机构和其他一些机构也渐渐名存实亡，因为毛泽东变得自我封闭，不参加它们的会议。而且，当时没有真正的外交“智囊”机构。只有1958年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隶属于中央调查部的国际关系研究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身）。它们在60年代的反苏论战的文章写作中发挥了作用，在当时的情报工作中也略有成绩，但在决策方面作用甚微。大学更是没有影响力。所以，外交决策只是在官僚机构的真空里做出，没有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在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贯穿始终。最初是1956年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波兰哥穆尔卡“革新”和匈牙利纳吉事件有关系，后来“反右运动”和与苏联矛盾有关联，“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也有直接影响。同样，1964年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影响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