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毛泽东和三个老帅在1969—1971年想开始与美国建立关系时，林彪、“四人帮”就从中破坏。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外交官员先行访问中国之时，甚至一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四人帮”还在极力破坏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和解。

　　前3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外交采取的主要是统一战线策略，而不是战略性的全方位外交。这是一种消极的外交政策，主要看谁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基于积极的政策，主要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什么。中国常常采取的策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总是运用他的辩证法来评估世界力量变化，试图找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因此，他一再寻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和解，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后，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才发生变化。在此之后，中国开始在所谓的“战略三角”中寻求发挥“枢纽”作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来中国外交政策一度发生变化。

　　以上只是我对中国外交前30年一些情况的几点看法。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后30年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的全球外交。

　　1979—2009年的中国外交

　　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十分活跃，发挥着积极作用。它在拉丁美洲和中东这些对它而言全新的地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存在。中国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欧盟保持着良好关系。它改变了自己在亚洲的地区外交，重新恢复了自己在非洲的作用，并开始与拉美和其他地区建立关系，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国际组织。而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步履迟疑，只限于建立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它的外交官们平时很少离开大使馆。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只是说北京为他们准备好的宣传性官话。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不会对外国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联合国，中国喜欢的投票方式常常是弃权（特别是对敏感问题）。简而言之，当时中国的外交迟疑而不自信，内向而不外向，狭隘而不老练，被动而不主动，对抗而不合作，说得多做得少。今天的情形则刚好相反：中国外交自信，主动，外向，老练，合作，务实。这种变化并非一夕之功，而是长时间不断进步的结果。和中国改革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外交在摸索中不断进步；它借鉴外国经验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核心原则、利益和传统；它基于实际利益（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它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它是睦邻的；它加强与全球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地区和国际机构中勇于承担；它与主要大国保持平衡关系，同时关心欠发达国家的利益。

　　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外交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在全球的参与。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谈谈能代表中国外交过去30年特点的一些主题。（和我对前30年的评述一样，它也只能是简要的。）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成为全球事务参与者。我认为这确实是最显著的特点。中国是当今积极参与全世界——所有大陆，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南极洲！）——事务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尽管中国是全球参与者，但我还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全球大国。原因在于，它的实力构成和它在全球的实力表现并不全面。中国在外交上无疑是一个大国，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它也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但我认为，中国在全球软实力上和军事上都不是大国。中国是一个不平衡的大国，实力还不全面。假以时日，我相信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会投射到全球，但现在还没有。

　　第二个特点我认为是过去30年来中国外交在化敌为友方面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与不少国家（至少是）关系紧张，尤其是其亚洲邻国。今天北京已经和所有这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日本、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成为朋友，与世界各国都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完全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没有敌对国家（尽管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一些“非传统”威胁）。这种交友能力一半要归功于邓小平的“和平和发展”思想：没有外部和平，搞不好内部发展。而且这种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极为有利（尽管这让世界上很多人不理解：中国有如此安全而没有威胁的国家安全环境，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同时也十分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安全。

　　中国外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点是它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参加国际条约——中国过去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敬而远之，疑虑重重，认为它们是束缚和遏制中国的工具。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到2003年，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到，中国从冷眼旁观者变成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全面参与者，而且批准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安全条约。不错，北京仍是一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就像美国一样），仔细斟酌哪些问题愿意深度参与——但它的总体趋势是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和全球管理问题，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现在不是问世界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而是更多地问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我不想夸大这些趋势，因为北京在许多领域还是不太情愿地在做，而且还和被世界其他国家疏远的政权保持友好关系。但我确实认为我们要承认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国际制度共同体中。

　　我们也相应地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抛弃了“自力更生”思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参与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参与国际救灾行动；通过发表《国防白皮书》，开通国防部网站，开放内部单位和演习让外国武官参观等做法，中国军队变得越来越透明。简而言之，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上面提到，1978年以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系统是非制度化的，临时性的，个人化的。今天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它高度制度化，严格按规则办，共同讨论磋商。中央外办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都训练有素，外交部在日常外交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这样的智囊部门定期在情报和政策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一些大学的学者现在也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一句话，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顺畅，高效，职业化，成果显著——尽管还不是十分透明。

　　在我看来，中国很好地处理了与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是的，中美关系有过起伏，但今天两国交往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深度，我将它概括为两个“I”，即interdependence(互相依存)和institutionalization(制度化)。社会层次是广泛的互相依存，政府层次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化。

　　中国与那些可被称为“中等”的国家之间关系仍然比较脆弱，充满不确定性。我主要指的是欧盟、日本和印度。尽管中日关系近几年的改善让我感到鼓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两国关系中还涌动着不信任的暗流。中印关系也是如此。中国欧盟关系更为复杂，但我认为自2006年10月以来出现的双方不愉快还会继续。

　　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过去30年来发展得十分顺利。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在文化、军事、多边和政治层面也是如此。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专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开展的党对党外交。中国的开发援助在这些地区也很突出。因此，中国大大加强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公共外交成效日益显著。通过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孔子学院的建立，直言不讳的大使，政府发言人，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广泛的全球报道，奥运会，世博会——再加上其他公共外交手段，中国的全球形象得到极大改善。不过，我想把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区分开来。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中国的软实力还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