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8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史称莫斯科会议）。

　　一、中国与苏联平等地争论国际问题

　　朝鲜停战后，中国由军事斗争转入了以孤立分化美国和发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斗争。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决定调整外交方针，提出新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中国以特殊的外交风格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且成果显著。

　　中国的对苏外交突破了以往只同苏联讨论双边关系或中国相关问题的界限，上升到了与苏联平起平坐地讨论阵营内部事务和国际共运的共同性问题。这一变化来自苏共二十大造成的苏联影响力的下降，而波匈事件则是苏联影响力下滑的必然结果。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深感指挥棒不灵，自信不足，非常需要中国党的支持和帮助。整个事件从头至尾，赫鲁晓夫一直把中共中央当作最重要的咨询伙伴。这就使得调停苏联同兄弟党关系成为中国对苏外交的一项新内容。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多次派团协助苏共中央处理相关问题，斡旋于各党之间。

　　中国的参与，主要做说合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护以苏为首，坚持阵营团结，防止匈牙利转向西方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苏联没有原则分歧，除建议苏联对波匈采取更恰当有效的方式外，重点做兄弟党的工作，如支持波党的独立自主，同时劝他们顾全大局，平息国内反苏情绪，“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攻”。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页。二是做苏联的工作。这个范围很广，从推动苏联放弃大国沙文主义，同兄弟国家、党建立平等关系，到全面评价斯大林，采取何种国际战略等。

　　在这种说合中，中共中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防止匈牙利事件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共运新方针。毛泽东以前比较强调各国的民族化道路和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波匈事件后，他转而把修正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强调各国不应偏离共同道路，甚至质疑苏共中央搞的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5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做出了苏联人丢弃“两把刀子”，背离列宁主义的新结论。

　　1956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抓住了东西方在匈牙利事件上尖锐对立这个主要矛盾，强调内部矛盾应服从于它，各国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应重点反对修正主义，克服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承认共同道路、不同国情，以及相互平等独立等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拥护苏联为首，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文章还介绍了区分两类矛盾和把握矛盾性质转化的中国经验。文章充分赞扬了苏联的历史功绩和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方面，有意回避了和平过渡和丢弃“两把刀子”的问题。对不能回避的斯大林问题，也采取了借铁托说事的间接方式表明中国的观点。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真理报》和苏联广播电台转载播送了《再论》，只是删去了他们不能接受的个别段落。

　　1957年1月，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苏联人在世界战略方针和大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建议他们采纳毛泽东提出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方针，说这个方针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还阐述了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说第三阵营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7～1278页。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这实际上是中国党与苏共中央的首次交锋。

　　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次访问的情况。他说：“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 同上书，第1286页。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说：“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

　　二、苏联邀请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