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妥协与共赢

　　苏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十分低调，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愿意妥协，愿意听取或接受不同意见，并放弃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他们始终坚持，宣言必须肯定苏共二十大。

　　按照中国的理解，宣言作为共同纲领，讲的是普遍原则，不妨碍各国党的具体做法。各国党的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否则，岂不又搞成了共产国际？但对苏联来说，这有一个悖论。作为“为首党”，苏共到底执行自己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贯彻各国党协商一致的纲领？这个问题对其他党也存在。但是，在苏联，这个问题最为尖锐。原来，苏联还是把“为首党”理解成对阵营负有全面责任的领导党。只要宣言肯定了二十大，苏联就能用二十大的精神解释宣言。中国却认为，宣言根本不同于苏共二十大，组织上它由各国党协商产生，高于二十大，内容上它纠正了二十大的一些错误。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在大部分问题上都同意采纳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中国也就不坚持了，同意满足苏共这个愿望。

　　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苏之间也存在分歧。宣言讲了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中国认为不够明确，建议写上用什么方式过渡取决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宣言应当否定苏共二十大的观点。苏联竭力反对，要求中国照顾苏共二十大的提法。最后，中国表示可以保留意见，并将把意见写成备忘录，提交苏共中央备案。

　　宣言是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共赢文件。苏联收获了“以苏为首”和对二十大的肯定，也就等于获得了它最需要的东西：恢复领导地位。各兄弟党也很满意，不仅因为宣言在提法上尽可能地照顾了他们的意见，而且会议本身，苏共的谦和低调，不再板老子党面孔，中共的公正与通融，尤其毛泽东的魅力、智慧以及他在各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使大家看到了希望。

　　最满意的还是中国。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会议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中国党的想法：各国一律平等，一切问题都要协商一致，为首者不再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有理有德者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阵营内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这使中国党产生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国际主义使命感：当苏联出现偏差时，中国党有责任推动苏联回归正确道路。

　　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达到顶峰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一次会议。它真正实现了各国党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召开，从根本上讲是苏联软实力的下降和中国国际威信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促成的。赫鲁晓夫需要借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力量恢复苏联在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想抓住这一机会把阵营的旧体制改造成各国各党一律平等的新体制。目标虽然不同，但是中苏双方都把维护相互团结看作大局，并在必要时做出妥协。这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