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前夕和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在许多史书上，都称之为“三大方针”，即：“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进行整体研究，就可以发现，“三大方针”的提法并不足以全面概括当时的外交政策。1952年4月，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除上述之外，还谈到另外三项，即： “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也就是说，共六项外交方针。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1页。本文试图探讨外交方针中的经济因素，并对与此相关的营造和平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一探析。
一
早在1949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中共中央认为，对某些西方国家采取“不承认”的政策，将“使我们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传统的屈辱外交所束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有利于“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页。。这种政治上的“不承认”，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不承认”政策是建国后“另起炉灶”方针总体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政权正是借着“另起炉灶”的机会，清除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打破他们继续在中国保留特权的企图。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提到对美英法等国不必忙于承认时，又强调要考虑将来和这些国家通商。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采取“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一方面堵住了美、英等国在中国进行非法经济掠夺的渠道，保护新中国经济，另一方面又审慎地注意到了不关闭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贸易的大门。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需要得到国外的友好援助，也需要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做生意”。新中国建立前，中共曾经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接触，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被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行动所中断。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只有在对华经济关系的领域内，美国才拥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武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美国政府在装备军队、训练士兵、运输军队等各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大量援助。仅1948年11月和12月，美国运交国民党从事内战的军火，其价值就达到每周400万美元之多。《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194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除了对蒋介石打内战进行经济援助，美国还对中共采取了封锁和禁运的政策。内战时期，美国支持蒋介石对已解放的宁波、天津、青岛等港口进行封锁，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当这种封锁给各国驻华使领馆造成不便，以致各使领馆联合要求国民党给以某些宽限时，美国则通知它的驻华人员，称美国的既定方针是“不采取任何足以缓和国民党‘封锁’的有效性的措施”。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339页。这种经济上的扼杀手段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升级，如1949年11月由17个国家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而在1952年，美国又挑头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开展经贸往来，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苏联就在东北地区给予了中共诸如钢材、修复铁路、提供武器等多方面的经济和物质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于中共在东北取得胜利并最终占领东北全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又和中共领导人谈到了苏联对新政权的经济援助问题。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苏。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承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将给予经济援助。刘少奇回国时，一批苏联专家便受苏共中央的派遣，与刘同乘一列火车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得格外重要。“一边倒”外交方针即在这时被明确提了出来。此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便承认了中国的新生政权。1949年10月28日，毛泽东就关于京津地区的鼠疫问题拍电报求助于斯大林。仅仅两天之后，苏联就答应派专门医生、防疫队，并运大量药品到北京。苏联的援助，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执行“一边倒”方针和同苏联建立同盟关系的决心。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工业化要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时说：“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显而易见，新中国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美国及其追随国步步紧逼，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苏联却伸出了援助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