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一边倒”方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的第五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这就使新中国在接受苏联经济援助方面，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建国初期，苏联在经济方面给予中国的最大援助，体现在“一五”计划的实施上。中国从1952年起开始编制“一五”计划，在草案阶段就得到了苏联的指导，斯大林本人还曾对该计划的实施提出过建议。在计划的执行阶段，苏联更是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项目为主要内容，这些项目多为重工业项目。毛泽东曾经指出，苏联政府“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 《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五周年》，1955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苏联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不仅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极度薄弱的状况，更为新中国的整体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自苏联的援助使中国掌握了工业生产上的许多先进技术，拥有了一些重要产品的自行生产能力，并极大地缓解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境。虽然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一些情况下是有条件的，甚至损害了我国的部分经济利益，但历史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援助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中国签订了关于换货及付款的贸易协定或贸易合同，发展经济关系。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和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额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以1953年为例，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额就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6%。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3页。“一边倒”方针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经济封锁政策。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制定的又一外交方针。新中国建立前，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其中包括开矿、设厂、开办银行等诸多经济特权。这样就使他们在中国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如美国仅在1945年到1947年两年时间里，就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秉承国民党政府对美国做出的“美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无异” 《美国侵华史》，1949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的承诺，造成美国对中国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美、英等国在中国拥有的经济特权对新政权的巩固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要废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特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共同纲领》指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将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根据这一原则，新政府对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分别予以处理。如对于美国在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根据“打扫干净屋子”的原则，采取了一概废除的态度，从根本上结束了美国对华经济掠夺的历史。收回的经济权利，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同时，新中国对西方国家采取了灵活对待的措施。“礼尚往来”就是这种措施的突出体现。所谓“礼尚往来”，是根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来决定新中国的外交态度，这样，就避免了对西方国家“一刀切”的不利局面，有利于对外经济活动的展开。周恩来曾经指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不排斥任何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70页。。与英国的经济交往，就是新中国采取“礼尚往来”方针，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新中国建立前后，英国在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非法劫夺中国在香港的两航公司财产、支持美国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等诸多问题的处理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给中英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障碍。针对英国的这些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如在英国劫夺两航公司的财产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进行严厉谴责，并把英国在中国的部分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保持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英国在追随美国的同时，又希望和中共政权保持往来。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英国就表达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这样就使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发生了分歧。中国在和英国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这一差别，并对英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同意和英国谈判建交。尽管由于英国不愿割断同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和支持，中国只与其建立了代办级关系，但是并没有影响两国的经济往来。1954年，中英之间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这无疑对双方的贸易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54年，中英贸易总额为7000多万美元，仅过了一年，到1955年就猛增到1亿多美元。在以后的几年里，双方的贸易额稳中有升。 林连德编著：《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这种贸易额的增长不仅是英国希望看到的，也是中国希望得到的成果。周恩来曾经在一次研究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干部会议上，说出了中英建立代办关系的要点所在：“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礼尚往来”，使中国掌握了处理对外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主动权，既维护了新中国的尊严，又打破了美国的“禁运”，拓宽了对外贸易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