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接触，大陆史学界基本上持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中共的外交行动是策略性的，并没有改变不急于解决双方承认问题的政策；二是认为中共的主要政策意向是不急于解决与美国的承认问题，但也不拒绝与美国接触，愿意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三是认为中共一方面不急于解决与美国的承认问题，另一方面也做了准备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与其改善关系乃至建交的打算，并为此做出了努力。本文拟侧重于描述毛泽东对美国做出的外交和解努力，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1948年秋后，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发展，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为新中国确定外交政策的任务也提到中共的决策日程。这其中，对苏关系是处于第一位的。对于美国，由于其长期以来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对中国革命采取敌视态度，毛泽东决定不急于解决与美国的承认问题。1948年11月10日，中央电告东北局：英、美、法等国政府未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亦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6页。因沈阳美国领事馆拒交电台和涉及间谍案问题，军管会软禁了沃德总领事和其他美外交人员。1949年1月19日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对旧外交的“不承认”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不承认”政策也有一些消极方面。7月23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向黄华反映的情况在驻华使节中是有代表性的，他说：留京三月未有非正式接触，亦无领事关系，与本国政府亦不能以密码通报，甚感焦急。《黄华与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欧辅时谈话内容摘要》（1949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26—01档案。中共也感觉到这样做“各国侨民感觉不方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方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对方能放弃敌视政策，符合建交条件，新中国就可以考虑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国民党政权倒台之势下，为了维护在华权益并避免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不得不调整政策，向中共发出进行接触的信息。这种变化虽然并不表明其承认中国革命的事实，但为中共谋求与美国和解的考虑提供了某种可能。1948年11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不承认国民党与美、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国家发生外交关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820页。11月24日，为表示软禁美外交人员但并不排除与美发展外交关系的考虑，中共发表声明：“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真正平等的友好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的正当利益。”《中共中央就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要求美国给予军事保护一事发表重要声明》，见1948年11月24日《东北日报》。1949年1月19日，中央发出的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在建交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外国承认中国新政府，苏联则立即率先承认；二是中国不去力争外国对新政府的立即承认，如果某外国政府表示有意承认之，那就不予排斥，但暂时也不表示认可，把这种策略拖上一年左右。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从1949年上半年的实践看，这两种方案是结合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