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分析毛泽东为争取中共与美国外交和解所做努力中的一些问题。
（1）毛泽东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打算与“一边倒”方针是否矛盾？本文认为，在1949年上半年，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在他看来并非不可调和。斯大林一方面欢迎中国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革命走上南斯拉夫道路。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中共必须表明对苏友好的决心，在与美国的接触中注意不伤害中苏关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一边倒”是既定方针。但中共并不排斥与美国接触与和解的可能。这年上半年，毛泽东一边积极发展中苏关系，一边也争取改善中美关系。米高扬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既向他表示了优先发展中苏关系的决定，也提出了承认问题上的两个方案。5月初，黄华与美方在南京开始接触，这时毛泽东也从天津召回刘少奇，准备访苏事宜。6月下旬，刘少奇动身访苏，同时毛泽东也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对与司徒雷登接触一事，中共一直同苏方保持着经常性联络，通报情况，交换看法。对如果帝国主义各国承认中国新政府，就准备和这些国家建交的政策，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做了介绍。公开宣布 “一边倒”固然是表明对苏友好的重要一步；同时，中共高层关于改善关系的意见也通过陈铭枢传给了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并不认为与美发展外交关系和“一边倒”完全矛盾。科瓦廖夫回忆，他与毛泽东“讨论最敏感的问题时完全是坦诚的，他也不向我隐讳他对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关系的立场”。毛泽东在对美政策上的自主态度曾使得苏联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人过于客气”C·M·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
（2）毛泽东对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态度，是否仅为对美国外交主动的一种灵活反应？本文认为，这不仅仅是被动的反应。新中国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需要；并且，毛泽东观察到了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双方存在着可能的和解机会，因而做出了大胆的外交举动。这实际上是中共关于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与美国建交这一政策实施的一步，即向美方发出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并开始就建交条件问题进行试探。对于对方提出的条件，中共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看新中国能否履行“国际义务”。虽然中共绝不会承认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但是毛泽东也指示黄华对修改中美商约不要表示拒绝。这说明他的态度也非僵化。如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完全是照顾到历史与现实而实事求是地处理的。对于美国担心新中国倒向苏联，毛泽东通过陈铭枢说明：须知政治路线系自己决定的。又须知，在国家独立的立场，永远不应有援靠之事《司徒雷登与陈铭枢关系的有关情况》（1949年7月4～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01—22档案。。对司徒雷登北上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是司徒雷登本人先有北上之意，中共随即发出邀请。这与以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如出一辙。后来，就美方人员办离境手续时遇到的困难，黄华的助手不无遗憾地说：“假如司徒去了北平，这些小问题早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著，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3）毛泽东在中共与美国的接触过程中是否没有采取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行动？在当时双方严重对抗的局面下，中共确实很难单方面做出改善关系的重大行动。但是应该看到以下两个事实。第一，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不急于建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建交的打算；中共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态度和行动，要比美方灵活、主动得多。第二，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对美确实采取了积极态度，做了争取工作，这与下半年后对美政策日趋强硬、对改善双方关系的态度日趋冷淡呈鲜明对照。在沃德事件上，1949年上半年中共也采取了宽松政策。中共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沃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6月初，沈阳美国领事馆与美驻华各机构间的联络开始恢复。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Washington，DC，1978，p965.6月9日，黄华告诉傅泾波，一旦双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沈阳美领馆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可容易解决。同上书，第378页。中共对美外交人员既实行软禁、又比较宽松的行为，正是当时中共对美政策恰如其分的写照。6月23日，沈阳市外事处通知沃德，同意美外交人员撤离。同上书，第971页。因这一事件为美方所极为关注，陈铭枢告诉美方：在东北他们完全是按中国办法来处置违法的苏联公民的。因此这自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故意的敌视态度。同上书，第775页。在沈阳没收外国电台的行动在其他城市没有继续进行。对于强烈的反美宣传，中共表示等到双方建交，这些问题会很快解决。同上书，第776页。美方也感到双方在南京接触期间，中共减少了对美的批评与抨击。而1949年下半年后，中共对美态度日趋冷淡，发动批判白皮书运动，逮捕沃德等人并经审判后驱逐出境，1950年1月又征收了北京美国兵营地产。此时美方仍想与新中国保持联系。1950年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我外交部发言人告新华社记者美前外交人员迟迟未撤再次证明美帝外强中干》，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
目前已公开的材料还不能详尽地展现这一积极政策的全貌。但是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建国前夕毛泽东对美政策确实有考虑和解的一面，并为此做了努力。
应该看到，毛泽东对美国是有两手准备的，对其敌对与阴谋活动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与防范。事实证明，美国顽固地敌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这就使得，中共曾经给予了对方一个和解的机会，而双方却没有和解的可能。此中的责任在美国。那种认为责任在中共或双方都应该负责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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