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团结宗教界人士，发挥他们在建设新中国中的积极作用，扩大和巩固了党和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并把它视作新中国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为做好新中国的宗教工作找到了一个好形式。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后来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归结为我们党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在艰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一贯重视与宗教界人士的合作，争取、引导和促进了宗教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适应。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宗教界人士。195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点》中指出：“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1～252页。他还指出：“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723页。明确在新中国对宗教界人士要团结、教育和合作，就是要与之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的讲话。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同宗教界建立联盟不仅是可能的、必须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变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做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1950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不久又要求：“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使在适当时候发表。”这一方面表明了毛泽东对藏传佛教问题十分重视，认识到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班禅在处理藏传佛教地区宗教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的英明远见。毛泽东还对宗教界上层人士优遇有加。他多次接见达赖喇嘛、班禅大师，与之共同谋划西藏发展大计，并根据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确定暂缓进行对西藏的民主改革，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同年，国家还给予了达赖和班禅极高的荣誉，达赖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毛泽东得到了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藏传佛教信奉者的普遍尊敬。即使以达赖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在西藏境内叛乱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团结藏传佛教上层的工作，他任命班禅代替达赖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迅速稳定了西藏以及整个藏区信众。毛泽东对其他宗教领袖，如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赵朴初等都关怀备至，推心置腹，交往不少。宗教界的上层领袖人物在广大信教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他们是党团结信教群众的桥梁，争取、团结他们对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有示范作用。

　　毛泽东还为新中国团结宗教人士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他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人与宗教信徒可以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政治联盟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指出：“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381页。又说：“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这里讲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人士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而非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中国宗教走向联合之路的原则，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三、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研究，积极探索用新方法处理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