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研究，积极探索用新方法处理宗教问题，为正确处理中国宗教问题开辟了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不仅要继承党在过去的优良传统，还应该探索符合新现实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为此，毛泽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宗教工作，前提是要对宗教问题有所研究，要懂得宗教历史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宗教研究的状况不满意，他认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对宗教研究重视不够，宗教知识贫乏，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看过。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精辟论述和文章，加深了全党对宗教的发展规律、社会作用及其本质的认识，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水平，增强了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

　　在宗教问题上，除了政策方面的探索研究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宗教研究工作，并把它放到做好群众工作的高度。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十世班禅谈话时明确表示：“我赞成有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同上书，第4页。毛泽东身体力行，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所涉猎。诸教之中，毛泽东尤重佛教，他读过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学派的经典如《华严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对哲学史刊物上发表的谈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几乎都看。毛泽东熟知与佛教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文学作品等，在讲话或著述时常常信手拈来。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许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这些引用不仅增添了文采，更使说理简单易懂。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开始探索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来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首次提出宗教领域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讲话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322页。讲话告诫人们：“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同上书，第346页。毛泽东把宗教问题定位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并把宗教界人士划入“人民”之列，这就为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提供了新的空间，由此确定了这一时期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和纠正错误政策的出发点，对党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贡献主要有三条：（1）主张在新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奠定了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方针；（2）主张团结宗教界人士，特别是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扩大和巩固了党同宗教界人士统一战线的基础；（3）主张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探索用新方法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为探索宗教与新中国相适应开辟了道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党的宗教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本上得到贯彻落实；同时，根据现实的需要，完成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克服了中国宗教具有的封建性和殖民性，其间虽然也在实践中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50年代后期以后，党的宗教工作出现了偏差，甚至是严重的偏差，但总体上发挥了中国宗教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爱国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