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六·二六”指示的历史缘由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开始的。经过全国人民16年的艰苦奋斗，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1955年，人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60年代初天花已告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余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65年，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3页。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是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这似乎与建国初期即确立的“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不符，也与此时农村卫生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悖。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毛泽东对卫生部如此严厉的批评？农村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医疗卫生问题？这要在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比较中，在16年医疗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中领悟其中的缘由，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1从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极不平衡

　　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因此，新中国一建立就将医疗保健制度建设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面向国有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相继建立。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大学及专科在校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二分之一。与此相比，由于农村地广面大人多，医疗基础又相当薄弱，所以，在短期内国家还不可能将上述医疗保健制度扩展到那里。尽管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还在持续着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1955年合作化运动后，一些地区农民自发兴办互助共济性质的合作医疗。1965年时，全国有陕西、湖北、江苏、广东、新疆等10余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一部分县实行了这一制度。但是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健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一些享受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少数人还滥用福利，浪费现象滋生蔓延。为此，国家多次提出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1957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医疗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要求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1964年，卫生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各享受单位加强管理，统一调剂，不得超支。就在“六·二六”指示后，中央再次指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适当调整。”李长明主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2001年，第26页。这些规定都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央为调整城乡医疗保健制度不平等所进行的努力。

　　2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