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二六”指示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日益严重。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是由疾病所致。而一场SARS的侵袭更暴露出了农村医疗卫生的脆弱与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医疗卫生处于缓慢、停滞，甚至下滑的状态。政府对城乡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拉大了距离。以1998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是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资的159%。周雁翎：《公平、效率与经济增长：转型期中国卫生保健投资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由此观之，农村与城市的医疗卫生差距甚至超过了1964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时的情况。难怪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认为，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中国卫生部门的总体绩效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公平性非常差。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石光、贡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投入及其绩效分析》，《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1期，第35页。

　　巡检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政策和方针，我们发现农村医疗卫生问题不仅是历次各级卫生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而且在1991年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还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纳入了我国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中。1996年，江泽民在出席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要求广大农村要大力复办被人民群众称为“民心工程”和“德政”的合作医疗。2002年，出于对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重视，国务院第一次主持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议总结中再次强调“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可见，党和国家始终关心着农民的健康。那么，造成农村医疗卫生严峻形势的原因何在呢？

　　对照“六·二六”指示后农村医疗卫生曾经出现的大好形势，在大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政府行政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逐步展开，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运营方式、目标取向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医疗保健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经济改革的现实。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设，医疗卫生机构也同其他企业一样在市场中竞争、沉浮，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被市场所左右。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收益不大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只能不断地败下阵来，其重点地位无法获得保证。以农村医疗卫生为重点与医疗卫生改革的某些目标发生了冲突和矛盾，要解决它，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然而，恰恰在此时，政府不但在医疗卫生投资上逐年减少，而且逐步弱化了对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和控制。一面是政府的退缩，一面是市场的侵入，天价医药费、医患矛盾的不断升级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政府关心得不够，管得过多，而是政府职能弱化，措施不足。医疗卫生属于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在资金规划、机构建设及药品价格等方面，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必须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调控，才能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六·二六”指示前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变化就是有力的证明。当前，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已经为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还应该强调，国家一定要明确和重视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始终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强化政府在筹资、分配和管理等方面的职能。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当前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