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这里面也包含了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主旨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如何发展和繁荣中国先进文化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执行这一方针，有利于推进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为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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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双百”方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1957年，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2～1573页。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同时，毛泽东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例子，来阐述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意义。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指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同上书，第265页。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了展开的论述。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同上书，第278～279页。“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同上书，第279页。“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同上书，第278 页。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同上书，第291 页。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满园春色。“双百”方针获得知识界的衷心拥护。当时科学与理论的研究气氛大大增强，艺术的创作开始活跃，出版事业也得到发展。其中，出版业195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超过1950～1955年6年内出版数量的总数。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新创办的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代表性的如《收获》、《诗刊》、《文学评论》、《中国电影》、《戏剧杂志》、《青海湖》、《曲艺》、《法学》、《学术月刊》、《美术研究》、《史学月刊》、《财经研究》、《商业工作》、《城市建设》、《中国造船》、《中国兽医学杂志》、《遗传学季刊》、《力学学报》、《原子能》等，约有上百种之多。1956年，全国期刊种数达到484种，比1950年增长1倍多。 《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其中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类期刊增长较快，过去没有专业期刊的空白领域也有了期刊。这些期刊既有中高层次的，也有通俗的；既有学术性的，也有资料性、信息性的；既有指导工作、学习的，也有丰富人民文体娱乐生活的；既有特定读者对象的，也有各行各业、老少咸宜，读者对象十分广泛的；既有专业性的，也有综合性的。与旧中国期刊出版事业的萧条景象相对比，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期刊出版事业的初步繁荣。从1957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由每日4版、6版间或8版正式扩大为每日8版；1956年还创办了《参考消息》，初始时发行2000份，很快就扩大发行到40万份；同时，民革中央主办的政治周报——《团结报》于4月创刊。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光明日报》交给民主党派办，《文汇报》也于1956年10月复刊。  参见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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