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强调的“大众的文化”，其实已经蕴涵了群众文化的范畴，在活动主体全体性的意义上，大众文化也可视为群众文化的别称。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注重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发布《关于四个月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对于最紧急的群众文化政治工作，还未引起注意，各地有文化工作的只限于演新剧”，“其他如晚会、读报、图书馆、俱乐部等组织，除红军或有些机关开始外，在地方上简直尚未开始”。1934年4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说：“苏区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发展”，“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地发展着”。他同时还谈到了夜校和体育运动等。1934年4月，苏区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公布了我国最早的指导群众文化工作的文件——《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俱乐部的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因此在乡村农民中，在城市贫民中，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群众之中，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的形式而革新了的内容”。郑永富：《群众文化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化艺术为什么要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就指明了革命的文化工作必须面向群众的方向。应该说，这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工作的基本方向。也许正因为如此，建国后当文化部的工作偏离了面向群众的方向时，毛泽东才会不无偏激地说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是外国死人部，这样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念，一直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始终。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仍这样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群众文化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教育方针下开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套基本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集中体现为“一个方向”和“两个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简称“二为”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为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工作的最终目标。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思想的延伸。关于人民的内涵，毛泽东也有过专门的论述，在1949年，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他从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特别强调了农民之于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对于文化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同上书，第1012页。

　　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目标到坚持“一个方向”和“两个方针”，毛泽东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转变，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建国后群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二、建国初期的群众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