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制度保证方面，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早在1940年2月，毛泽东就曾说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而技术革命又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1954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新思想、新概括。他写道：“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8页。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力量方面，坚持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中包含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中也包含有科学精神，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向科学现代化进军，就必须兼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毛泽东还非常重视自然辩证法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提出“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的格言。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例子为人津津乐道。当时，有些科学家认为质子、中子、电子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泽东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还称赞日本物理学家坂田关于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观点，说他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国科学家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术讨论会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比“夸克”层次更深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多次强调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他曾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他强调要扫除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奴隶劣根性，树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自立自强的观念，“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挺直腰杆发展科学技术和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