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队伍方面，坚持科学家与普通工人群众相结合。1957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又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毛泽东非常重视工人群众发起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1960年3月，他在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等文件时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1963年3月，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鞍山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结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坚持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这一制度被称为“鞍钢宪法”。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认为，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提出来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1957年，他把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转交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拟定了一个鲜明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搞科学不行。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清醒地分析了实际情况，认为这话有一半道理。我们党内缺乏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技术员，在具体业务、具体学科、具体内容上没有发言权，外行难以领导内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党又能领导科学，这是由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了”。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首先我们能在政治上领导，在国家计划上领导。毛泽东认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经济工作是辩证统一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他既不赞成不问思想和政治的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技术家；也不赞成不懂业务和技术的空头的政治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更高些、更快些，科学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另外，我们也通过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调动各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的积极性，使我国科学技术走上较快发展的轨道。其次，共产党通过学习可以转变为内行。我们党花了二十多年才学会了阶级斗争，学习自然科学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他还说，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培养100万到150万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那时我们会有许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委员会，而且是一个科学委员会，我们领导科学的本领就会大大提高。

　　三、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