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遭遇重大灾难的背景下，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中国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后一种选择。
　  1毛泽东关于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维
　  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1961年，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纠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明确了科研单位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以后，又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的333项、基础研究41项。 参见张登义：《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963年，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同上书，第320页。他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列为人类的三项实践。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再次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同上书，第341页。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周恩来曾经强调：“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上书，第412页。自此，毛泽东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毛泽东洞见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连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毛泽东还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具体技术改革，叫做技术革新；而在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页。毛泽东认为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提出了引进与自主创新的问题。
　  毛泽东还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1964年初，国家科委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针对科学规划问题做出以下指示：（1）十年科学规划既然搞了，就一定要认真执行，所需经费不多，可以保证。（2）这一仗是要打的，生产关系的仗打了以后，还要打生产力这一仗，不打科学仗，生产力就上不去。（3）理论研究要专门搞，摆上一批人，不要催他马上拿成果，好好搞点研究工作。战争向来有两手，一手防，一手攻。讲数量我们赶不上人家，因此，要考虑一点办法，从防的方面想办法，可以胜过别人，可以超过他们。（4）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又红又专。留学生不要都派往国外，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2重视大众教育
　  为了奠定科技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始终注重大众教育。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实行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众教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518%，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文盲率为706%。《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487页。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不仅仅在于对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于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3高技术开发与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