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状况及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是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而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状况的了解，则是判断知识分子思想和政策正确与否的依据。

　　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数量，在各种研究成果中并不一致。一说200万，其中包括各种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新闻、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员等。 李云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下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一说400万以上，来源为国内公私立大中学校、教会学校及国外留学者，其中大专以上者约25万人、中学毕业者400万以上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就中国当时教育普及程度而言，这些人应算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将其视为知识分子）。就是说，建国初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数量至少在200万以上，主要是共产党政府包下来的旧知识分子。

　　（1）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及其世界观、价值观、政治取向等思想状况是共产党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的首要原因。而知识分子要想为新中国服务，也必须了解、接受、认同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也有接受思想改造的要求。

　　总的来说，旧社会过来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引进和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各种哲学、文化潮流的洗礼，欧洲大陆各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英美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均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了自己的信徒，知识分子队伍思想状况极为复杂。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可分为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三种人中，两头小，中间大。而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指其接受欧美教育，信奉欧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也反对共产党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经济政治制度。他们大多心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历史使命感，又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英美民主意识，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向往欧美式的民主自由并为之奋斗，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建国前后，他们一方面冀望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当国共决战、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反动暴露无遗时，很多人失望以致痛恨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转而同情革命，在共产党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旗帜的感召下，选择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另一方面，他们的批判意识也表现为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疑虑，心态十分复杂，对新政权能否真正实行民主表示担忧。费孝通和储安平都曾撰文表达过这种疑虑，而当时有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当不在少数。由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通过张元济、陈光甫、竺可桢等14位知名人士的日记，真实记录了知识分子迎接新中国的各种心态。准确地说，他们是带着颇为矛盾和复杂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

　　无论是拥护、接受，还是同情、观望，还有怀疑甚至反对，这一群体中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共产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一致，甚至不适应。因此，从双方的立场出发，知识分子都是需要改造的。

　　（2）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过程，也是改造、重塑民族性格和民族形象的过程。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从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自己和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进行教育，不仅要教育人民，而且要教育反动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292页。可见，思想改造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正是全民思想改造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改造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则需要首先改造、重点改造和长期改造。因此，毛泽东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3）从消除知识分子阶层特殊地位的角度看，对其进行思想改造也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社会诞生以前的等级社会，知识分子尚不构成一个阶层，而是作为一个小众的特殊群体，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和“仕”。而现代意义上的以传播思想文化、知识理论为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阶层或曰群体，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分工的需要、教育的普及而产生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小众，而是数量庞大、与各阶层平等的群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打破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壁垒，不仅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打破等级社会的种种限制，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反观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绝大多数人是现代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甚至是留学归来的，但由于那时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极低，从数量上，从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以及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看，他们都不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特征。千百年来，中国一向讲“天地君亲师”，知识分子受人尊崇，就连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与下层民众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使命之一就是提倡白话文，开启民智，大兴民主和科学之风，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知识阶层仍然是高居其上的贵族式的阶层。毛泽东虽然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从他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描述中，如工人农民干净、知识分子不干净说，翘尾巴说等，也可见知识分子与中国普通民众的界限和隔膜。而即使是这一时期被称为“和风细雨”式的运动也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到不那么适应的原因中，除了粗暴过激的做法这一主要原因，也与知识分子历来所处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优越心理不无关系。新中国的建立，成为百年来先进分子强烈的富国强民的现代化诉求的开端。《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而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状况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诉求之间确实存在着现实的差距和隔阂。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首先改造旧有的知识分子群体。

　　（4）思想改造运动是完成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目标——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形势，共产党新政权不得不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过程中，特别是在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时，按照苏联高等教育教育模式对旧中国按照欧美教育模式建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即增加工科院校和专业，削减综合性大学和社会科学专业，引起一些亲美反苏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而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并导致1950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流产。因此，彻底清除欧美文化影响，顺利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成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动因。

　　四、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