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动过程
这个时期，对于新解放城市，政府采取了对旧有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将其安排在各政府有关部门及各级文教机关等，将其基本上纳入了新体制之内，使其最大范围地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一般的研究者考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论及的内容主要是特指从1951年9月至1952年底由北京大学发起的那场运动。而本文则将时间上限提前到1949年，下限延长至院系调整结束。1949年上半年，随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解放，新解放区各地学校经过一段短暂的自发式学习后，均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学习计划，督促指导学习。1949年12月，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定为新解放地区学校的主要工作，此后各阶段的学习基本上都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一些知识分子还被吸收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造活动，如参加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组织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这些内容无疑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而这一系列思想改造的近期目标，实际上最后几乎都指向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同时，从运动的过程来看，内容、方式及效果一脉相承并步步深入，且又明显不同于1953年后的运动。因此，本文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进行研究。
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0年底，借鉴党内整风学习的方式，在全国新解放区的大中小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学习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并伴随初步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政治学习运动从1948年7月中央下发两个文件后就开始了。这两个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文件中提出要对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进行改造，并提出要用抗大式的训练班、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的方式。还提出训练班要大规模地办，以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1949年以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陆续解放，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运动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政治学习运动做了大量的报道和指导性的短评。
这个时期学习的主要方式一是参加革命大学和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政府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学习班，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共同纲领》、时事政治、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底和1950年有约100万人参加。这一阶段后期，推广华北大学经验，运动采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总结、坦白剖析等群众运动的做法。这一阶段的显著成果是1949年底和1950年，美学家朱光潜、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剧作家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学习运动的收获和改造思想的决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处理美国津贴的宗教机构，各地各界知识分子广泛开展了批判、肃清欧美文化侵略的运动，这成为当时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51年5月至1951年8月，主要内容是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该片的拍摄始于上海解放前的1949年，完成于1950年底并开始在各大城市上映。之后，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赞这部电影和行乞兴学的武训精神。到1951年3月底开始，报刊上开始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影片有严重思想错误，武训不足为训，他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列举了44篇歌颂这部电影的文章和三本以武训为主人公的书，指出为什么要对这部电影进行讨论，批评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这两篇社论发表后，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文教部门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纷纷组织讨论会、学习会、座谈会、批判会，同时发表文章，讨论、批判这部电影。电影的编导、主要演员、有关领导和写过赞扬文章的作者纷纷发表检讨文章。6月，由报社和文化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山东武训家乡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讨论和批判进行总结，这一运动告一段落，知识分子进入新一轮的政治学习运动。
对《武训传》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武训的同时，还开展了对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而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信徒和倡行者。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兼具了对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批判效应，实应视为新中国改造旧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步骤之一。
第三阶段：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这个阶段以内容划分又分为这三个单元：（1）动员学习阶段（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2）“三反”与“洗澡”运动（1952年1月至5月），（3）组织清理与“忠诚老实”运动（1952年5月至6月）。1951年12月，第一单元告一段落时，总学委会提出运动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动员、端正学习态度；第二阶段：着重研究文件，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第三阶段：学习重点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第四阶段：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第五阶段：进行总结。从第四阶段的内容看，以思想改造促进院系调整的目的十分明确。总学委会并未明确提出各阶段的日期，后人在研究中，并未按此划分阶段。本阶段三个单元的划分参见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组织北大教职员工暑假政治学习的基础上，带领北京大学12位知名教授发起了新的政治学习运动，并写信敦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十位中央领导做学习报告。这一运动从北京、天津市教育界开始，而后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以及各部门发出的文件精神迅速扩展到包括全国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以及民主党派人士、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整个知识界。
运动初期，党中央迅速组成由彭真、胡乔木负责的领导小组，提出运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以此推进学校改造。运动过程为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学习时间4个月，学习内容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学习方法是听报告、阅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教育部组织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高校成立学委分委员会。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20所高校的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之后彭真、胡乔木也做了辅导报告。运动迅速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展开并扩展到全国。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目的和程序。1952年1月和3月，中央指示宣传文教部门、高等学校参加“三反”运动。5月，在总结北京部分高校组织清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此后，各地各类学校普遍转入组织清理阶段，集中进行忠诚坦白、交清历史、检举揭发。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参加了这一阶段的思想改造运动。
第四阶段：1952年6月到9月。主要内容是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到1952年秋，全国3/4的高校，即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按照苏联经验完成了预定的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中南的调整工作以及西南、西北两区的局部调整于1953年完成。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综合性大学由53所减至13所，取消了私立大学，工科专业大大增加，有137种，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或削减，文科类在校学生从331％降至149％。
从四个阶段运动的特点来看，知识分子除了参加政治学习运动，还参加了中央部署的其他运动，每个阶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比上一个阶段有所深入。在摸清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清查了历史问题、处理了反革命、对队伍进行了整理后，顺利地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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