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6～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和理论的发展

　　1956年是积极探索的一年。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破除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克服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阐述了一系列的理论认识，调整、完善了有关的政策。

　　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全面考察知识分子现状的基础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的面貌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报告要求：要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须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同时，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国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次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做出了明确判断，也对“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政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里程碑。

　　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都反复阐述有关“双百”方针。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391页。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科学而深刻的阐述，表明他对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的坚定信心。“双百”方针是改善党与知识分子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体现。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大大调动了他们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毛泽东这时把知识分子问题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意识形态、世界观作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依据，这就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偏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同上书，第339页。同时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另一方面又指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上书，第345、347页。因此，“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毛泽东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 同上书，第382～383、384～385页。这段话后来成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所有做法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补充、发挥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的正确方面；但同时又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概括、观察一切学术问题，强调上层建筑领域内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后一方面的过分强调，成为后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左”的做法的理论根源。

　　三、1949～1957年春贯彻实施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