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产生是跟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具体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以及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949年8月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他本人于同年7月致杜鲁门的信。在这些文件中,就提出了要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来搞和平演变的战略。1953年1月,杜勒斯在国会作证时首次提出了“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初步表达了“和平演变”的思想。他指出:“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非常满意,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提出要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和逐步收缩战略改为现实威慑与谈判缓和战略,收缩海外兵力,改变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以谋求大国均势,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话与缓和政策,以缓和代替冷战,在缓和的气氛中进行和平演变。
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新战略给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直接的挑战,这构成了毛泽东考虑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的外部原因。
其次,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对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这一时期,尽管中苏之间也有过矛盾和摩擦,但它涉及的都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但是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最初中国领导人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后来,中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等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赫鲁晓夫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同上书,第646页。二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毛泽东认为这是现代新的“修正主义”的表现,其实质是向帝国主义妥协,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苏间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地扩大,最终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使中苏关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再次,中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挑战。特别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之风在世界刮起,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从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全国思想界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揭露各个方面的矛盾等纷纷涌现。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第二,封建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腐蚀。中国历经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对于刚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脱胎出来的新中国来说,封建主义思想无时不在影响和腐蚀着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明显地表现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1957年《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就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党内出现的这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最危险的。
二、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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