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形成的如何保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在实际的执行中,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的失误和偏差,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为执政党,其执政的经验还处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中。这就不免把国际国内出现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时矛盾的激化和尖锐看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久的威胁,从而人为的夸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危险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间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双方都采取了公开论战的方式,相互指责。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毛泽东等人更加注重如何防止国内的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的思想。1958年,毛泽东在总结反右倾斗争时,把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看作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而1957年冬季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以及“一五”计划的完成,则被作为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证明。这样,通过“反右”使得已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政治思想挂帅大为发扬,以至认为靠思想工作、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的、主观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夸大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夸大到了极点,也必然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性推到极点。
其次,错误地判断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是毛泽东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过程中的又一重大失误。毛泽东一向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离开大批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成的。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广大工人农民服务的。但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性的判断。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他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这样一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折磨。在思想领域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并且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再次,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三次批判。一次是1950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年5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引起了全国对《武训传》的争论。应当说这次争论是必要的,它澄清了旧社会穷人受苦不是因为没有文化,而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但是这次争论采取了群众性的政治批判的方法,为以后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开了主观、武断、动不动就扣帽子的风气。第二次是1953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矛头指向唯心主义,批判的性质也变成了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次批判严重影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使许多人不敢搞真正的学术研究。第三次是1955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杂志上亮了亮相。一些人仅仅说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进行思想领域的斗争时,对所谓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斗争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本来“四大”是在1957年的整风时一些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中国共产党同样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其后,“四大”就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造成了全国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
总之,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期间虽然也有失误和偏差,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但从此,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也有力地防止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侵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为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抵御各种风险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