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畜增畜,定居游牧,促进畜牧业兴旺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曾经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经济”。然而,自1945年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地方匪帮的抢掠,牲畜损失严重。1948~1949年由于农业区土地改革的负面影响,对牧业区的政策及时宣传不够,牧区民众对政府的政策不托底,生产积极性不高,牲畜增殖很少,个别地区仍继续下降。围绕如何做到畜牧兴旺,政治上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主要包括:(1)“自由放牧,增畜保畜”;(2)保存牧主经济,“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3)“保护牧场,禁止开荒”;(4)试行推广牧民间户主组织生产合作;(5)采取轻税政策,使牧民休养生息;(6)建立国营贸易公司,组织供销合作社,方便牧民生产生活;(7)开展增畜保畜运动和政治教育,提高牧民生产热情。发展草原畜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建国初年科技还不发达,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上述措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这里简要回顾其中如何保畜和增畜的几项措施。
第一,防治牲畜疫病。建国初年,长期存在于内蒙古牧区的主要疫病是牛瘟、炭疽、口蹄疫和疥癣。牛瘟在内蒙古地区发生最早记载于公元476年,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当时称牛疫。1948年呼纳盟、锡林郭勒盟发生牛瘟,次年在全自治区六个盟传染。据不完全统计,病畜达13万多头。其中,仅昭乌达盟就死亡牲畜5000余头。面对猖獗的传染疫情,采取封锁疫区施行血清防治,在非疫区普遍进行预防注射。1949~1951年全区分别注射牲畜预防58万头、96万头、68万头,1953年上半年注射63万头。由于积极防治,到1951年全区仅死亡牲畜4头。到1952年,牧区历史上流行最广,死亡威胁最大的牛瘟基本得到控制。为加强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各盟建立了防疫所,第二年自治区政府成立了机动防疫队,全区建立防疫站40个。积极培养兽医技术人员,形成了健全的防疫机构和较强的防疫队伍。对其他危害畜群发展的炭疽、口蹄疫、疥癣以及对牛肺疫、气肿疽、羊胃虫病等也进行了治防,并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口蹄疫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至今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牧区的防疫仍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二,开展群众性打狼运动。前一段时间有一本畅销书,讲狼的存在对于草原的重要。从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角度,狼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少食草动物对草场的破坏,维护生态平衡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建国初年由于草场退化、畜群传染病流行,草原畜牧业的脆弱,牲畜数量增长缓慢,狼群繁殖快,对畜牧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狼害成为仅次于牲畜传染病的影响畜牧业的第二个消极因素。为何草原发生狼害?一是牧民有迷信思想,认为狼是天狗,会越打越多;二是牧民个体对狼害的泛滥缺乏有组织的防范。根据自治区建国初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区每年被狼吃掉的牲畜平均在5万头只以上,其中不包括猪。损失很大。所以,牧区各盟、旗对狼害很重视,积极发动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打狼运动。195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打狼奖励暂行办法》。规定每打一只大狼奖励人民币4万元(旧币)、小狼2万元,狼皮归个人。这些激励措施激发了牧民群众的打狼热情,帮助群众备办狼夹子等工具,印刷小册子介绍打狼办法和经验。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旗在进行定期打狼时,旗长自任大队长,请有经验的牧民作为顾问,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任务。呼纳盟女牧民阿木古郎,1951年就打死6只狼。锡林郭勒盟库伦庙的喇嘛1952年打死大小狼18只。各盟、旗还出现了一些打狼能手,打狼模范。比如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第三苏木的朝克尼,在1950年自己打狼77只,领导巴嘎(村)打狼小组打狼100只。据不完全统计1948~1952年6月末,全区打狼4万只。经过大规模的打狼群众运动,全区1952年被狼吃掉的牲畜数目减到2399头只,狼害基本得以解除。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群众性打狼运动的同时,还对消耗牧草、挖食草根,危害草场大的黄羊进行了捕杀,对破坏草原土层的野鼠进行灭杀,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科学管理,科学饲养,发展牧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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