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推进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北平市建设局就对内外城墙进行了查勘，并在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的批准下，市建设局工程总队开始修复城墙。张淑华：《建国初期北京城墙留与拆的争论》，载于《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第54页。

　　1949年9月16日，由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平帮助北平草拟城市规划方案。12月，苏联专家小组在市政会议上提出建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梁思成当场表示不同意，他主张在旧城的西部新建行政中心区，旧城得到整体保护。

　　1953年，由陈占祥、华揽洪分别组织人员编制的甲、乙方案，在有些问题上与党对改造和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两个方案均未通过。随后，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畅观楼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决定了北京旧城改造的政策，北京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

　　随后，以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断。在北京“一五”计划全面铺开的背景下，修复城墙等古建筑耗资颇大，年久失修的城墙不利于电车、汽车的行驶，倾向于拆除城墙的意见比较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毛泽东的意见推动了拆除城墙的进程，也推动了北京城市的新布局。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建地铁时，城墙开始大范围被拆除。先是开豁口，再是被逐段拆除，最后只在崇文门至东南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留了两段，600多年历史的城墙在这十几年间逐渐消失。

　　以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在北平解放初期，一度得到初步保护和修复。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对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首都正处于探索中，苏联的发展模式是新中国建设探索过程中模仿和学习的对象。苏联专家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专家的矛盾也集中体现在以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老北京风貌与新北京建设之间的矛盾。城墙的命运在建设工业城市的背景下走向了逐步消失，迎来了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也奠定了5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旧城改造的基调一定，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次城市规划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要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北京市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纪念解放一周年时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多次强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北京一切工作的基础沈勃：在彭真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北平解放、首都建设札记》，内部资料，2004年，第193页。 。毛泽东非常关心首都工业的发展，1953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队伍游行，当看到工人数量少时，曾经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刘仁很受震动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要建设工业大城市就涉及到改变北京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有坍塌危险，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且阻碍内外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城墙日益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障碍，毛泽东对于城墙的指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恰逢 “大跃进”期间，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城砖还发挥了填垫坑洼、修浚明沟等作用。在国家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建设城市、发展工业，旧城改造必然代替另建新城。 

　　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与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演变成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建卫星城镇同步进行，但行政中心区固定不变的位置，三大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三为”发展到“四个服务”即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要求。，都是新世纪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对毛泽东时代首都城市建设的继承和发展。

　　三、 动员和参与水利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