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隔离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它的实质就是借助国家政权，依靠行政的力量，把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本属地域划分的社会部分在制度上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具有强制性色彩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对建国后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今天，由于这种分隔的残留，给中国社会由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带来了很多困难。本文试图以建国后重工业取向的现代化战略为背景，通过对现代化要求、资源压力和权力支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和后果。

　　基本背景：重工业取向的工业化

　　什么是现代化？一般认为，就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也就是工业化。这种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共成立不久就开始追求、建国以后加以实施的。但中共对这种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由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到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导致了城乡隔离的难以避免。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主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在局部执政经验和对当时世界现代化潮流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1945年4月，毛泽东宣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这样，“国家的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就被明确地宣布为中共的奋斗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为这种工业化创造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这时，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道路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即：（1）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或者主要是工业化；（2）这种现代化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也是它的基本内容；（3）在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力量将承担重大的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呢？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一位，……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页。这实际上是说，中国的工业化打算通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即在国营工业经济的主导下，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积累资金，改进技术，然后着重发展重工业。正是根据这种思路《共同纲领》制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除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外，“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第18卷，第581页。通过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的发展，“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虽然要求“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同时，也采取了“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的政策，注重了轻重工业的协调，并没有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发展道路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国民经济的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的日趋稳定，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有计划地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如何推进这一转变？ “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基于此，李富春在1952年5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明确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也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在年底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虽然也指出了“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但它的要点还是要告诉全党，“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第18卷，第603页。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颁发、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党在过渡时期宣传提纲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在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最终宣布的第一个工业计划中，提出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任务。

　　这样，在选择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时，中共的决策层对轻工业和重工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和关系的认识变化了，由原来在轻工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再进行重工业建设的设想转变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选择。这一选择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证明它的合理性，但毫无疑问，由这种发展道路本身的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它必将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要求选择者对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适应性改变，也就是要求公共权力积极地介入这一过程，从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工业化产生的直接压力就是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和资源支持。

　　工业化的资源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