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资源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家底只有官僚资本拿不走的约值80亿元的固定资产，加上民族资本家的资产，也不过100多亿，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首先，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到1949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0.1%，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17%，农业和手工业仍占83%。即使这样，在工业生产中，手工劳动仍占很大比重。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1949年的生铁、钢的全部总产值分别仅及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3.9%和17.1%。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其次，工业结构很不合理。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消费资料的生产占很大比重，生产资料的比重很低。1936年，生产资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3%，而消费资料工业的产值则占工业总产值的77%。这种情况到1949年没有多大变化。在1949年，生产资料生产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6.4%，而消费资料生产产值则占73.6%。《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再次，即使在重工业内部，门类也不齐全，互不协调的情况十分严重。在有限的重工业中，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除一些从事修理和装配的工厂外，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最后，落后的中国工业的布局也很不合理。仅有的一些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少数城市和地区。
这样的落后状况不仅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比，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相比，也远远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煤仅3243万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这种状况到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还没有根本的改变。从1949年到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虽然达到年平均增长34.8%的高速度，在整个工农业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30%上升为41.5%，但钢、生铁、原煤、发电量、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还是很低的，离工业化的要求仍然很远。到1952年，钢产量为134.9万吨，生铁192.2万吨，原煤6649万吨，发电量72.6亿度，原油43.6万吨，水泥286万吨，金属切削机床1.37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932页。在1952年，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品产量更是远远落后于苏联和发达国家。钢，中国是2.37公斤，苏联是164.1公斤，美国是538.3公斤，日本是81.7公斤；发电量，中国是2.76度，苏联是553.5度，美国是2949度，日本是604.1度；棉布，中国是5.4米，苏联是23.6米，美国是55.4米。 柳随年、吴群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这样的工业化基础迫切要求加快工业化的发展，但它相对于庞大的工业化计划需要提供的支持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
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经验，在一个国内积累不足的后发型国家，如果要克服快速的工业化造成的资金和技术困难，一个替代办法就是借款和吸引国外投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这一办法不可行。美国在实行敌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同时，组织、策动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封锁进一步加剧。1950年12月，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全部公私财产。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禁运案。1952年9月，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制定了对中国禁运的特别账单——“中国禁单”，将500多种物质规定为战略物质，列为对中国的禁运项目，阻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很难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得到援助，只能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获得援助。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也确实给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在“一五”计划安排的694个大中型项目中，就有156项由苏联援建，68项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六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苏联除在1950年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外，之后又提供了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这两项合计有4亿多美元。这样的借款规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按照当时的计划，仅基本建设投资就需要170多亿美元（当时的汇率为1美元相当于25元人民币），更不用说整个五年计划的庞大投资了。
因此，在新中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启动的时候，庞大的工业化计划与资源短缺的冲突是非常紧张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可能的选择也似乎不多。既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和阶级剥夺积累起工业化的基础，也不可能等待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积累后再谋求重工业的发展。赶超型现代化计划急迫要求国家利用权力集中调配国家资源，采取高强度的资源提取模式克服面临的资源困境。所做的选择就是，通过农产品国家定价的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企业低价销售，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低原料成本和低劳动力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大工业利税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国家权力加紧向社会渗透，由国家通过制度化手段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管理，使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适应资本积累的模式。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就逐渐地由应付资源压力的暂时性手段成为长期把城乡隔离开来的制度化手段。
资源压力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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