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压力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
1统购统销制度
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很快就对城乡关系产生了影响。建国初期，由于采取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城乡之间人员和资源的流动并没有什么限制。1949～1952年，城镇人口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 %，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7163万人，增加了1398万人。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953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工业化的启动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全国的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16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对商品粮的需要急剧增加。同时，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农村地区又增加了一部分需要国家提供商品粮食的人口，加上粮食市场的混乱，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出现了严峻的粮食形势，在1952～1953粮食年度，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却支出587亿斤。严峻的粮食形势反映出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3年10月，中央接连召开几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又通过《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夏，又分别对食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按照这一制度，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的居民、缺粮户和灾区的灾民只能凭购粮本、粮票由国家计划供应口粮，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一切粮食经营和加工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生产粮食的农民也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对于扭转当时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通过对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使得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成为不可能，特别是在不久之后又把这一制度和城乡有别的户口制度结合，进一步固化了后来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2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隔离功能也与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就已经制定了有关的户籍制度，但无论是1950年8月公安部制定的《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还是1955年6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都只是为了达到“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的宗旨，并且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正是因为公民的这种自由迁徙与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在1953年即使国家实行了粮油等生活资料的统购统销制度，1954～1957年，公民还是完全能够自由迁徙。1954年，全国人口自由迁出、迁入为2200万人，1955年为2500万人，1956年为300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显然与刚刚起步的工业化有关。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要求从农村向城市或其他工业地区转移劳动力，加上城市生活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的是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道路，大量的资本投入到钢铁、冶金、造船、汽车制造等项目之后，重工业虽得以迅速增长，但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这样，十分有限的就业机会与规模庞大的城乡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为了保证工业化战略不因城市人口的激增带来的城市不堪负荷而受到影响，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人口流动加以限制。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特别强调公安机关要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城市一切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户口迁移审批和凭证落户制度，粮食供应以及就业机会严格与户口挂钩制度，将日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移制度在法律上加以固定，把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彻底地分隔开来。同时，这一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的严格挂钩也从生活资料的获取上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变得不可能。
3城市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为了控制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引起的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在新增就业机会无法满足工业化调动的就业人口的需要时不至于进一步加重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和资源紧张，政府不仅对粮油等生活资料进行管制，通过户口手段进行限制，而且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了对城乡区别对待的制度。就业方面，政府1953年4月和1954年3月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5年4月，迫于农民持续流入城市的压力，又要求“一切劳动部门的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1957年12月，国务院更是明确要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这样，在以户口作为在城市就业条件的就业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被彻底排斥在城市就业的大门之外。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也采取了城乡差别对待的制度。对城市市民，政府除在劳动就业上加以保护，还提供了完备的生活保障，从出生到上学，从就业到退休，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之中。这样，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只能呆在农村，不能随便外出，也无法在非农业范围内找到就业的机会。
另一项与城乡隔离相关的制度安排是人民公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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