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王震通过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和14日，毛泽东回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主要内容是：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一来，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一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同时，毛泽东对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党政机关等“凡有条件的”行业，都提出了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的要求。“文革”结束后，不少著述批评“五七指示”表现了消灭分工和商品经济，提倡自然经济的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认为军队“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军队经商也是不能允许的，党政机关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反思“五七指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就具体要求来说，对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军队，“五七指示”无疑是正确的。我军从革命战争时期起至今天，都保持着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同样，“五七指示”对农业、农村、农民提出的“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抛开一些特定的政治含义，也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对工厂、学校、商业服务、党政机关等行业提出的同样要求，如果在“有主有从”、“调配适当”、“只能兼一项或两项”的原则下多样发展，产品采取“与国家等价交换”的手段，则也不存在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经济的根本性错误。

　　问题在于，在宏观指导思想上，这种要求反映了毛泽东的超越阶段社会构想。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幼儿园、敬老院、公共食堂、学校囊括于其中，就是他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虽然也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内心对这种超越阶段的社会模式并没有放弃，正如“五七指示”所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在“文革”的普及实践中，这一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严重破坏作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长期从事简单劳动，教授放牛、专家挖土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工厂和生产队的附属，只能学习和教授“三机一泵”等使用劳动技能，而大学直接从工农兵中招生，甚至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些都离开“五七指示”的原意越来越远。

　　值得注意的是，“五七指示”在人民的实践中“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了另一个后果——社队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工作六十条》规定农村社队一般不搞企业，直到“文革”前期一直在严格控制。但是，“五七指示”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以后，理论上已经给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给被捆绑在单一农业上的农村提供了“红头文件”。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文革”的动乱中，许多城市工业纷纷“停产闹革命”，多数社队企业仍能坚持发展生产。

　　1974年12月，华国锋看到湖南省社队企业局的两个材料，写信指出：“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全面规划，“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地不断向前发展。”马杰三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河南日报》12月15日登载了《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的报道。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等人受此鼓舞，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１９６２年中央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9月27日，毛泽东批示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了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的调查，号召各地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办好社队工业”。此后，社队企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４～２１５页。全国社队企业到1976年底，已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社队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费孝通调查乡镇企业起源后说，“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三、“抓革命，促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