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放经济管理权，开拓对西方经济引进

　　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放权思想。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一度下放地方的经济权力不得不又收归中央。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他在杭州会议上说：“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４１０页。因为发动“文革”，这一设想没有进行部署。

　　１９６９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了一场将部分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地方财政权、物资调配权由中央下放地方的经济体制大变动。他亲自批准将全国最大的企业鞍钢下放鞍山市。两年之中，全国大部分工矿企业的管理权都下放到地方。通过下放，调动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全国掀起了一个经济“跃进”高潮，取得了一定成果。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下放运动，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已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现在听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21日。但是，这次下放是在“文革”混乱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又在战备的要求下过快、过大，出现了企业下放后无人管、地方自以为是、盲目扩大基建、追求高速度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虽然警惕到急于求成的倾向，指出：钢铁工业“现在许多人觉悟了，今后有可能上去，但是不要太急了，急了会吃亏的。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649页。但也未能有效制止。１９７３年以后，经济体制大变动在调整中被迫停止。尽管毛泽东的这一实践在“文革”期间失败了，但他强调的中央放权、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思想是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另一个重要探索，是开拓对外经济引进的新局面。20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封锁包围之中，对外经济交往十分有限。毛泽东曾经考虑改变这种局面。１９６４年１月，他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２页。１９７０年，他还提出：“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及“文革”形势的混乱，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谈话中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５９５页。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１９７３年６月，毛泽东接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又说：“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３６３页。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提出的从西方引进预计43亿美元的化纤、化肥、冶金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其后复出的陈云、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掀起了自50年代１５６项工程后中国的第二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具有奠基的意义。

　　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