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卷入赶超浪潮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卷入赶超浪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新中国被国际反华势力包围封锁的严峻局势增强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富民强国的紧迫感，巨大的外来压力使我国不得不实施赶超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还没有来得及根本改变。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实行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企图把刚刚成立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派出第七舰队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1954年9月，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团防卫条约》；同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利用这一条约使其武装侵占台湾合法化，并部署军事力量，妄图在我国的东南部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与此同时，美国还唆使日本，联合南朝鲜、台湾拼凑东北亚联盟。可见，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周边战略态势对中国十分不利。这种严峻的局势无疑会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产生巨大的压力，寻找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实施赶超战略，实现中国高速发展，迅速改变中国贫弱面貌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施，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中共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走向了极端，也因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其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则是我国实施赶超战略的内在动力。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国家列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是几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加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有如火山爆发之势。所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后，就马上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共鸣，并使得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形成的“大干快上”精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年代，人们确实以前所未有的“冲动”，以一种近乎圣洁的真诚，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试验。困难虽然很多，但人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这些困难一定能够被克服。例如：缺少尖端技术，可以用“土洋并举”或“大中小并举”来代替；基础薄弱，可以用亿万人民的劳动热情来弥补；甚至于闻所未闻的高速度，人们也认为，只要打破常规，敢想敢做，是不难达到的。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之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再次，国际形势暂时趋向缓和，为我国实施赶超战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某种客观可能性。

　　1954年和1955年，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相继召开。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而亚非会议提出了世界和平的十项原则，发展了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增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和影响，成功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此后，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由紧张走向缓和，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时期。这一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洞察，并开始调整过去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些认识，并由此出发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利用“国际休战时间”加速经济建设。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符合现实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因此，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决定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同上书，第27页。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经济建设的思路，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

　　最后，建国初，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我们实施赶超战略的信心，而且为我们实施该战略从物质上提供了某种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到1952年底，我们仅用3年时间在千疮百孔的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在1953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顺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重大运动，并取得显著成绩；接着又仅用7年时间完成了原来准备用15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时间大大提前；到1957年我国又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这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共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也增强了我们在短时间内超过或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信心。党中央因此认为，“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力争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综上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对国内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面对“国际休战”的有利间隙，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我国选择高速发展的赶超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遗憾的是，我们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建设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由于不遵守经济发展规律，单凭主观意志搞群众运动；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稳步和协调发展，致使赶超战略走向极端，而初衷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跃进”运动也因此走向失败。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这些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我国当前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积极利用外来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须牢牢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