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战”与被动性和防御性的工业化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化大生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社会生产的广泛联系性，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必然受制于这一规定性。但是，与其他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不同，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和现代化建设的因素，首先主要不是劳动力、国际市场、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而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其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长期冷战状态和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的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刺激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严重对峙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方针的制定必然受到特定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以至于毛泽东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高到“根本性质问题”的高度加以认识。他指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所以，尽管毛泽东对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财政预算388%同上书，第68页。，使该财政预算仍带有浓厚的“战争预算”色彩的情况并不满意，但是，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扑朔迷离的形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和国内匪患四起的复杂环境，毛泽东认为“军政费用仍不能减少”。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建设受到直接威胁，这又迫使中国共产党对七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进行调整，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指导思想。
这些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希冀励精图治、重建国家之时，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共最高决策者在产业政策上，采取重点推进工业化，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政策目标上，则侧重从国防和政治安全战略上考虑经济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方针是在冷战形势下出于国防、政治安全的战略性选择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对华全面封锁的经济政策，则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工业化建设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破坏，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毛泽东根据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曾提出了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其中，“内外交流”是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之一。见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这说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国际援助。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可资利用的国外资源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除东欧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提供有限的援助外，中国几乎失去了通过正常的国际交流获取生产资料的可能。而正是此时，苏联愿意提供贷款和大批成套设备，如抓住这个时机，中国将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实现在封锁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目标。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似乎别无选择。
第三，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失去外部联系。一方面，外援的丧失，迫使中国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方针，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并尽快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在冷战思维的笼罩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未能真正贯彻《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农轻重按比例发展的思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订和进行的。“一五”时期，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工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过分重视增加积累，忽视群众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不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弊端，到“一五”末期开始显现。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开始思考吸取苏联的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其重要标志就是至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比例开始失调的问题指出，尽管“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应当优先发展，“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原理，提出由于发展重工业必须以农业和轻工业提供的市场和资金为条件，所以“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五”和“三五”计划的发展方针也将把农业和轻工业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同上书，第241页。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在以后20年的实践中，这一正确方针不仅未得到贯彻执行，而且经济建设走向了它的反面，使倚重发展重工业的情况更加突出。究其原委，除了赶超思维、急于求成等主观因素外，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防御性和被动性特征的惯性作用应是重要原因。
薄一波在分析“全民大办钢铁”的缘由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虽然“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但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拒绝承认我们，而且仍然对我国虎视眈眈”。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他曾反复阐明，我们这个国家表面上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实际上力量很弱。不仅过去受帝国主义欺侮，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薄一波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从而摆脱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718页。正是受这一思想的支配，中共中央确定了“以钢为纲”的大跃进指导方针。无疑，这一方针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以至于1958～1960年，重工业的比重从1957年的516%分别上升到535%、585%和666%《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964年下半年，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呈现出全面好转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给予刚刚摆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困境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刻反思和痛定思痛，中国现代化建设将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取得了建设工作的主动权”。我们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持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必须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他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而“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2页。这些思路又回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体现的思想。
然而，在东西方长期对峙、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以及与印度（后与越南）等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几乎面临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这迫使党的最高决策层重新审视经济建设方针，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和平建设方针改变为以备战为中心的建设方针；使原本确定的“三五”计划的“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被“一切为了备战”所取代。在修订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对计划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而且，“不但搞计划是备战计划，同时还要有备战的体制、备战的财政、备战的国防和备战的建设”。总之，一切为了备战。而“发展农业”，只是“大体解决吃、穿、用”。毛泽东在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1805页。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8月2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从国防地域概念出发，做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的战略部署，以及按照国防和备战的要求，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调整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即三线建设。
四、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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