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跃进”期间下放权力的尝试
但是，1957年制订的改革方案在1958年实施时却遇到了“大跃进”，因此原来的设想又发生了变化。
1958年初“大跃进”兴起前，毛泽东因不满意中央政府在1956年为综合平衡而开展的“反冒进”，试图通过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1958年2月，在谈到经济体制问题时，毛泽东认为以往“中央集权太多了”，造成“束缚生产力”的结果，他提出：“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3页。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讲到：“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多次谈到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探索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毛泽东满意于1958年以来的中央权力下放，他高兴地说：“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0～1001页。
1958年，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地方领导人的积极要求下，中央政府开始迅速、仓促地向地方政府大量放权。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就提出：“根据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中央各部委改变管理体制，精简行政机构，把大部分企业、事业和文教单位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管理，这决不意味着中央各部委的责任减轻了，而是为了使他们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全国性的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并且认真地帮助和指导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各部委必须鼓足干劲，积极担负起组织全国大协作、大平衡和技术指导与提高的任务，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根据“大跃进”新的形势，1958年中央各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以下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
（1）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了地方管理。1958年，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7年的397%降为138%。
（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为了让地方能自成体系，过分扩大了地方管理权限。195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215种；中央财政收入中由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降至20%；供销工作也改由地方为主来组织。
（3）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审查批准；某些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关系、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地方批准，只需报中央备案；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1958年7月，中央又提出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即在包干范围内，基建投资由地方自行决定、自我增殖。
（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中央财力从“一五”时期平均占75%，降低为只占50%左右，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从1957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5%提高到1960年的206%。
（5）下放劳动管理权。1958年6月，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之后即可执行，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6）下放商业、银行等管理权。在商业方面，撤销全国性专业公司，按地方行政区划成立专业局（处），实行政企合一，并对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商业网点实行合并；在金融方面，改为“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由于信贷权下放，到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高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长235倍。
（7）下放教育管理权。把原由教育部领导的60所高校和143所中专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把建立高校的审批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并要求各地大办教育事业。
这次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毛泽东的动机是调动两个积极性，减少中央决策的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过多过急地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约，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躁情绪，使得经济运行中出现空前混乱。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综合平衡被打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1958～1961年的中央权力下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是不成功的。
三、调整时期的权力重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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