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坚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决策的实行，是以不失民族尊严和国家不受侵害为前提的。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毫不让步。事实上，中共在实施、贯彻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一直是以“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为根本前提的，并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开表达了这一坚定立场。

　　坚决不承认英国政府强加给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待时机成熟时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自成立以来就坚定不移的立场。1963年1月9日，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政策，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一次就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公开进行了阐述：“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1版。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话时再次就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说明，同时也表明不会永远不动香港：“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1967年8月20日，针对港英政府说广东人到新界种地是“侵犯”“英国领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指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去的，所以在传统上，我广东省邻近新界的农民世世代代都在新界种地。英帝国主义竟然把这说成是‘侵犯’‘英国领土’，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必须告诉英帝国主义者，不仅中国农民有一切传统权利在新界种地，而且整个香港的土地都要重归祖国的版图。”196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第2版。这篇评论员文章虽然只有800多字，但“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共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表达为“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表达了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坚定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国民党也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以免香港成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基地。针对港英当局纵容台湾当局利用香港机场作为起落地对大陆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的行径，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1958年4月9日，我外交部就向港英当局严重抗议：“这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和怀有敌意的行为，必将使中英关系蒙受不利的影响；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概应由英国政府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8）》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7页。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舰也多次利用香港港口为其侵越战争服务。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回答《正午报》、《香港夜报》、《国际文摘》的记者提出的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的问题时说：“中国政府认为，问题不仅是把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据点，而且是准备把香港将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政府对此坚持反对。”1965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此外，中国政府还多次发表照会表示抗议，1966年2月1日，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递交照会：“种种事实说明，美国正在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香港作为它进行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基地，并进而企图把香港用作它将来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英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在香港的一切战备活动，使香港不再成为美国进行侵略活动的基地。”1966年2月2日《人民日报》，第1版。通过上述一系列外交途径和舆论，不仅充分表达了新中国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趋向缓和，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但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却根据英国和葡萄牙的意见，把本来就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列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适用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中，置于该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样，香港和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之下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须重申对港澳问题的一贯立场。3月8日，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阐明了港澳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政府解决港澳问题的一贯主张：“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1984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第4版。因此，不应该把香港和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之内。信函还强调了港澳问题与通常的殖民地问题有别，其前途应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1月8日，第27界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的立场和要求。这个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恢复行使对港澳的主权创造了条件。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页。这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即香港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在当天晚上为欢迎希思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197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再次重申了中国要在“适当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

　　综上所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结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他们审时度势、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提出的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的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及其他特殊政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