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宣传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邓小平同“四人帮”的对立与斗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本身具有两重性，在１９７５年当时宣传贯彻的过程中，必然地产生邓小平同“四人帮”之间的对立，他们对待理论指示采取不同的态度，做出不同的解释，贯彻执行的重点和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

　　张春桥、姚文元受命写文章宣传解释，他们在理论上做极左的阐述和发挥，在政治上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企图把学习理论指示的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1975年３月１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第３期，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先行转载。，论证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还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进而又把“上贼船”同“经验主义”联系起来，还故意制造谣言，说毛主席十几年来多次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说主席１９５９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

　　４月１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先行转载。该文同样论证，由于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还提出一个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打‘土围子’”。把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错误的老干部比做民主革命时期躲在“土围子”里的敌人，提出要把他们“全部地打掉”，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

　　这时，江青四处活动，鼓吹和策动“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

　　邓小平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针锋相对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５月下旬至６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并迫使江青、王洪文做出检讨，使他们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且邓小平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把整顿进一步推进到文教科技等领域。

　　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观点，邓小平把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引导到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向上去。邓小平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谈到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针对张春桥等的极左观点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页。他分析世界形势，说明可以争取较长一段不打仗的时间，强调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加强。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说过：“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邓小平关于怎样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其缺陷就是对物质基础的忽视。邓小平的论述既是对“四人帮”极左观点的批驳，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的弥补。从当时的实际工作来看，邓小平把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巧妙地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从理论层面上为把经济搞上去找到了依据，制造了舆论。

　　邓小平还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他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

　　由于邓小平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做了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他本人在实践上也采取审慎态度，不支持更加“左”的做法，所以，理论问题的学习并没有妨碍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整顿的进行。

　　围绕怎样理解和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对立和斗争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实践检验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加深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以至他的“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两重性的认识，特别是加深对其积极意义方面的认识。

　　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