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领域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同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取消，1970年正式明确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招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毛泽东于1972年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对高校招生和教学的严重影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减少了这种损失。

　　出版、文学、艺术等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71年，毛泽东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3年，毛泽东指示恢复徐悲鸿纪念馆。1975年，毛泽东又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1975年7月，毛泽东建议受批判的电影《创业》通过发行。8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谴责“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毛泽东看到这份大字报的抄件后，批示给邓小平：“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新华月报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9页。10月，在湖北咸宁下放劳动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上书毛泽东，请求支持他继续写作《李自成》。毛泽东批示：“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同上书，第497页。

　　纠正“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事业的消极影响，必须端正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的儿子在上山下乡后的实际生活困难和一些干部子女“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不正之风。1973年4月，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同上书，第432页。毛泽东的复信引起了全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遇困难的重视。同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和对策。1975年，毛泽东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这一切，对于改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难处境和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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