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做过多次批评和斗争。

　　关于林彪集团，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全会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戳穿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毛泽东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他还明确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是毛泽东领导全党最终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毛泽东逐步觉察到他们有野心，对他们进行遏制。例如，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肃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的一封来信上做出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后来，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当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并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12月，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和斗争，在客观上包含着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定程度的纠正，或者说有利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八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纠正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他还强调：“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天才论”，毛泽强调：“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1971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他在批示中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以上这一切，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思想方法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还以为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继续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不仅自己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好心办错事。他虽然发现“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但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还以为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第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误入歧途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试图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从而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这些失误都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结果，恰恰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是探索新路而误入歧途的结果。第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热爱人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他是将国家的发展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毛泽东一旦发现“文化大革命”有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地方，就坚决改正，发现多少改正多少，并且尽可能改正得迅速一些。正因为毛泽东真诚地热爱着人民，所以即使他犯了错误，人民依然深情地爱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