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府是政权的重要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建立新的适合需要的政府机构。这就必须在中央人民政府筹建中，对政权性质和政府的组成，做进一步理论阐释。

　　社会上当时有关政权机关的学说，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成为西方各主要国家政制的基本原则。二是孙中山“五权宪法”，将政府治权分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主张采用外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的政府。《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354页。但这一思想仅在国民党宣言和宪法层面上得到落实，后来实际被蒋介石独裁政制所抛弃。三是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认为“议行合一”的政体，“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意义的一大进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4页。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中央人民政府筹建奠定了基础。

　　1948年9月8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这就明确揭示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国经济落后，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为此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中共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袁世凯直至蒋介石的“国大”都彻底破产和丧失威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只有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才能既保障中共的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1949年6月30日，毛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上对此做了论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80页。

　　根据这一理论，毛泽东对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做出更明确规定。年初，他与来访的米高扬谈到新政权性质和政府组成时已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领导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377页。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必须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毛谈话中同样强调：将来的政府，“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同上。

　　为实现这两个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点明，他和周恩来参加中央政府，他任总主席，周恩来任总理，从组织上保证中共在最高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但他最关注的还是政权中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问题，将此作为全会的《决议》确定下来，规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页。为确保决议落实，毛泽东等人还设想，将来联合政府的组成，中共与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二，中间与右翼占三分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根据决议，中共在筹建中央政府过程中，不断放宽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的政策。毛泽东早先对此提出的“采用中共口号、反蒋反美、联共联苏”三条政治标准，后来发生很大变化。1948年7月，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后将政府性质确定为，“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10月，中共正式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的标准：一、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二、必须反对美帝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随后，中共又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做出具体划分，规定“右派”只要基本同意中共原则，保证中共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和政府中占绝对优势，“可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同上书，第214页。11月，中共进一步提出，可吸收“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同上书，第219页。次年4月，中共递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规定：李宗仁签字并负责实施后，中共向新政协筹备会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吸纳南京国民政府若干爱国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623～632页。

　　毛泽东还随形势发展，对原先筹建政府的计划做了修改。他最初计划，新政协于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党联合召集，任务是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拟定政府施政纲领。周恩来还设想，新政协的代表人数不超过百人。同年10月，经毛审批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改由中共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筹备会”，共同发起召集；会议任务不再提讨论如何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改为直接制订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领导人立即接受这个建议并通知东北局，临时中央政府可不经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由新政协产生，稍后决定，新政协在夺取平、津后改在北平召开。代表人数最后扩大为662人。

　　关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具体时间，毛泽东等人原计划先解放华南诸省，曾定于1950年1月1日。但随着1949年5月南京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情况下，政治形势一度混乱复杂。刘少奇于6月秘密访问苏联期间，苏方通报：美国策划把西北的马鸿宾、马鸿逵部撤至新疆，与当地的大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者联合宣布新疆独立，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将立刻予以承认。斯大林特别告诫中共：必须防止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刘少奇立即将这个重要情报和斯大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觉。中央人民政府遂提前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关于中共在筹建政府过程中对原计划的修改，详见李格：《一届政协筹备问题的若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