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八大后，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国家建设组成部分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对党和国家的探索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1956年开始的军队后方基地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战略后方基地思想和国家大小三线建设实践，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一、中共八大后军队战争准备与后方基地筹划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正是军队对战争准备尤其是战争初期准备的研究日益深入之际。不仅西方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阴影挥之不去，二战中苏联战争初期遭受的巨大损失，更给刚经过朝鲜战争洗礼的中国军事界留下深刻印象。有鉴于此，1956年3月，在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战略方针时，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提出，在现代战争中，军队对后方依赖性空前增大，应根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战略、战役后方基地。这个建议受到会议重视。会后，总后勤部开始组织后方基地建设调查论证，并于1957年12月向军委提交了论证报告。1959年11月，总后勤部又向军委上报了后方基地建设的初步意见，并由总后领导向军委作了专题汇报。

　　当时总后勤部报告中所说的后方基地，一般指由各种仓库、医院、工厂、勤务部（分）队等组成，并在统一指挥下，以兵站运输线、各种交通设施、警卫防御、通信联络等构成的保障实体。它通常分为战略后方基地和战役后方基地。战役后方基地范围较小，而战略后方基地是指大范围的战略支援和保障实体，是大空间的地域概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称之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

　　根据军委的指示，总后勤部协同有关军区对预选的后方基地地域，进行实地勘察，并制定出详细的建设规划。当时总后勤部所拟定建设后方基地的地域，主要指面对东南沿海、背靠苏联的“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共安排了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实际施工为921个），其中苏联援建的为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主要放在了“三北”地区。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苏两党矛盾激化，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自卫反击；台湾当局叫喊“反攻大陆”，不断派军袭扰；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疆土之南战火不断。这种四面包围的态势，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

　　当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是：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1960年1月，总后勤部对原来的后方基地建设规划进行修订，并列入1960～1967年间的《后方勤务建设八年规划（草案）》之中。此后，经军委批准，总后勤部对后方基地建设进行部署并分工：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统一规划，总后勤部组织实施；战役后方基地建设，由各军区、军兵种负责规划，并组织实施。

　　为加快后方基地建设，总后勤部先后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方向适宜地区成立战略基地办事处，并组建工程部队，承办各个方向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任务。各军区、军兵种后勤部也组建专门机构，组织战役后方基地建设。

　　中央军委对后方基地建设十分重视。以刘伯承元帅为组长、徐向前元帅为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从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全局出发，对后方基地建设问题多次进行缜密研究，提出要注意防护、自卫、防空和机动等一系列要求。

　　1962年5月，刘伯承元帅在听取总后领导关于后方基地建设情况汇报后指出：军队后方犹如大树，战略后方如同树干，是不动的；战役后方犹如树枝，是半动的；战术后方犹如树叶，是全动的。只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就可以做到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一套本领作多处用，从而保障军队作战的胜利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刘伯承元帅的指示，对军队战略、战役、战术后方的性质和相互关系，作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和科学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我军后勤建设理论。

　　1962年12月，根据军委指示，并结合勘察、规划和建设情况，总后勤部提出了后方基地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后方基地应选定在国家战略腹地或战略大后方的适宜地区，并尽量与生产基地相结合。二是要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业布局及未来发展相适应，以便战时能较充分地得到国家后方的广泛支援。三是基地要与铁路、公路、水路以及航空运输的主要干线相联结，以便在此基础上组建战时交通运输网。四是地形条件优越，一般要有骨干山脉作依托，使基地内的主要设施尽量做到隐蔽、安全。五是要在保障主要方向的同时，兼顾支援其他战略方向。以上原则得到了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认可，成为基本指导方针。

　　二、毛泽东战略后方基地思想与国家“三线”建设的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