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探究1955～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调整为“和平解放”的政策，原因比较复杂：

　　（1）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台政策的内在动因。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到1956年八大召开前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一五计划的执行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一五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从而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1956年前后，党和政府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同时，到1956年国内主要矛盾从对抗性向非对抗性转化，在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已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政治力量。毛泽东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国内政治格局。这就为解放台湾提供了新思路。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党的八大在提出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的同时，还相应地确定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2）长期以来，台湾问题始终存在着美国因素，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无法回避美国的存在。由于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干涉，我们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但致力于祖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努力，而是寻求新的途径，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要让美国停止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从台湾地区撤出美军，除针锋相对的斗争外，也需要与之对话。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正式举行使中美之间终于踏上漫长而艰巨的谈判道路。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美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几经波折，但是，中美两国政府毕竟有了信息交流和正式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和平解放台湾也是有利的。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初，柏林会议召开；同年7月，越南停战协议在日内瓦签订；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由于朝鲜停战可望长期维持下去，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国际对话势头增长。同时，美国的扩张主义受到打击而有所收敛，远东地区的冷战对抗虽然依旧，但国际紧张形势已有所缓和，国际上要求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情况。苏联开始主动与西方和解，实行和平共处。这些都为和平解放台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希望世界和平及愿与各国友好相处的诚意，以便打开外交局面，进一步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尚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区，由于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更可以消除隔阂，摒弃前嫌，实行和平统一。事实上，正是有万隆会议期间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锡兰七国代表团团长专门找周恩来谈台湾问题的发端，中共中央才决心抓住有利时机，转变对台政策，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海峡局势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55年前后，国民党在台湾完成了“党改”、“土改”运动，岛内政治趋于稳定，台湾民众也不希望发生新的战争。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美蒋之间也有矛盾，同时蒋介石在当时也抱有“一个中国”的立场。蒋介石丢掉大陈、一江山岛后，收缩了战线，强化了对金马及台澎地区的防御，人民解放军欲渡过150公里的台湾海峡，强攻有美蒋坚固设防的台澎地区，时机尚不成熟。若仅求攻下金马二岛，则无助于大局，又中了美国的圈套，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最后联系，使台湾孤悬海外，便于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正是因为如此，我党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时，提出的一个前提就是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

　　总之，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反映了1955～1956年间随着美蒋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开始谨慎而乐观地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并依据这一战略性的认识转变，制定了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不放弃“武力解放”的对台政策。这标志着中央对台方针的重大转变，即由以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改为以政治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主，军事打击成为促成政治解决的辅助手段。由此，两岸关系也开始从全面军事对抗转为军事对峙、政治冷战并存，以政治、外交、宣传策略为主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