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八大的几个主要文件，特别是政治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并亲身动手参加起草工作。1955年4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将邓小平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12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这两个名单的确定，为八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的顺利起草和高质量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以后，毛泽东为八大主要文件的形成倾注了大量心血。
1直接领导和参与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八大能否胜利召开，使党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高质量的文件。政治报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八大的成败。因此，政治报告的起草便成为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从7月初接到政治报告第一稿那天起，毛泽东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报告稿的起草和修改上面。从报告的框架设计到报告涉及的重要思想，以及文字表达等，他都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亲自动手修改和加写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月14日八大召开的前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毛泽东以主持人身份在北京和北戴河就政治报告修改一事，先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6次、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9次以及其他类型会议11次，《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517页。另外，他还多次同个别人谈话。前后做出的批示和修改共计34次之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58页。为政治报告初稿的提出、逐步完善、再到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文件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同时，他亲自写信给有关人员，让他们对政治报告稿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这种贯穿始终的民主精神。8月31日，他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9月7日6时，他在给对经济情况比较熟悉的周恩来的信里写道：“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当日10时，他再次致信周恩来：“‘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同上书，第153页。9月8日，他致信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同上书，第154页。
就是在这种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严谨作风的精神下，政治报告稿屡经修改，经过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了近45万字的定稿。这份报告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新方针融会其中，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2对党章的修改和党章的修改报告稿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八大党章是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它修改好。党章修改始于1955年5月，直到八大召开前的9月10日22时，毛泽东还在继续审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稿）》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
毛泽东对党章提出的一些修改内容主要是：
（1）提出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职位的设置问题。毛泽东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经过党内反复讨论，8月3日铅印的党章第四次修改稿，在第三十七条已明确写上设“副主席若干人”。8月5日，他在审改这次修改稿时又在“副主席若干人”后面，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六个字。《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这样，使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职位趋于完善。
（2）提出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根据他的提议，八大党章在第三十一条中增写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的要求，或者有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组织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这就在我党一直以来实行的年会制之外找到了一项更具生命力的制度。
（3）提出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56年夏季，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设想。9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申明：“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党章第三十七条第五款增写：“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党章这一明确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实行的终身制的别样选择，即从党章的规定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显然，毛泽东想得比其他人更深更远。
毛泽东这些原则性、创见性的修改意见，创新了党的领导体制，丰富了党章内涵，为修订后的党章增色不少。
3挤出时间，审阅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其报告
在关注政治报告、党章和党章报告修改的同时，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忽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直关心着它的进度和质量。9月7日，他致信周恩来：“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在审阅修改这两个文件后，在9月13日9时30分和11时，他又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手稿，1956年9月13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随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润色了报告，使报告在层次和逻辑方面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不仅总揽全局，指导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则是侧重分管一个方面文件的起草，有的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参与另一方面的文件的修改。这种既明确分工又紧密配合、联合互动的工作方式，使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圆满成功。因此，八大主要文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体探索、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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