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身体力行，组织和领导调查组分赴各地，全党掀起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村调查热潮毛泽东不仅倡导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带头付诸实践。他在1961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亲自做点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两天，他就致信田家英（1月20日），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调查研究计划。信中说：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志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

　　在毛泽东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三个调查组迅速组成，开始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例如，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1月22日迅速到达杭州与浙江省委的同志会合，很快下到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和桐庐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蹲点调查。不久，毛泽东也南下杭州，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予具体指导。在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毛泽东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同志谈话，着重调查了解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督促省、市的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他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现在看来是一种损失。一个县委书记往往不知道本县的情况，这怎么得了。

　　毛泽东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意见，很快在中央最高领导层成为共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行动，起了示范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负责同志，在毛泽东提出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之后，也分别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强调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做了一些阐述和具体发挥。例如，在3月19日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议上，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着重谈了调查研究问题。刘少奇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从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搞调查，不能带有主观成见。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好得多。周恩来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邓小平指出：中央机关有相当多的干部，搞文字工作的时间要少一点，拿出一些干部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去做调查研究。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这几年工作不深入，工作有些浮。彭真指出：几年来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做调查研究。越是困难，越是要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可以找出办法。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都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先后深入农村社队做调查研究。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倡导和带动下，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委都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纷纷做出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例如：云南省委做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2月6日），陕西省委做出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规定（3月10日），广东省委提出了关于改进省委领导方法的几点意见（4月27日）。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及全国各地报刊先后辑录发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登载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文章、宣传材料及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而在舆论上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全党上下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的氛围。

　　三、毛泽东严格督促及悉心指导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