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经热烈欢呼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软化。”这里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敢于怀疑封建教条，敢于创新的大无畏精神。那么，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3页。这就是说，只有彻底突破封建主义教条的束缚，寻着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才能谓之创新。那么，创新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纵观毛泽东当时的论述，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青年毛泽东在破除迷信时，特别强调要破除对思想界强权的迷信，他认为只有破除了这种思想强权，人们的思想才能自由。所以他说：“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所谓“独断态度”，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孔子的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独尊”，“非圣无法”，这不仅窒息了孔子的思想，也使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所以，反对“独断态度”不仅是思想解放的要求，也是孔子学说发展的要求。

其二，解放个性，敢于批评。所谓“个性解放”，就是要摆脱对于他人的盲从，使自己有独立的人格，能够自由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决定。青年毛泽东说：“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条件，是要有意志自由。”同上书，第416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青年毛泽东突出地强调在学术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敢于创新，而不要怕别人说自己“狂妄”。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发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同上书，第368页。毛泽东这里讲的“批评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精神；他所谓的“一己的心思”，也就是一己的理性。这种理性精神，是可以“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发射”的，从而帮助人们突破封建主义教条因袭的重负，不断有所创新。

其三，立足中国，开拓创新。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还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也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使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新与旧，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统统说成是“旧”，而把西方的东西统统说成是“新”；凡“旧”皆坏，凡“新”皆好。青年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他没有这种形式主义。他当时深受杨昌济思想的影响：“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所以，当新民学会的大批成员纷纷出国留学时，毛泽东却毅然决定暂时留在国内。他的理由是：“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就是说，要创新，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只有立足中国的国情，才能有真正的创新。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所以他能在中国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救国救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创新的主题，是要突破共产国际教条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否认，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曾经有过积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和教条主义的斗争过程之中，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早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5页。这一光辉命题。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所谓“创造些新东西”，就是要创造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那么，如何创新呢？纵观他在这一时期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实事求是，了解国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就是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正是针对这种错误态度，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因为它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中国化了，而且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和创新。

其二，坚持党性，发扬个性。如果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还有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革命时期，他对党性与个性关系的分析，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早在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一封信中谈到对一篇文章的修改时说：“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这就清楚地表明，民主革命包含了个性解放的内容。他在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个性与党性的关系时说：“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41页。创新是离不开个性解放的，只有发展各人的长处，才能真正做到创新。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尊重个性，发挥各人的长处和创造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战争的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只有充分发挥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创造性，才能在与敌人的斗争过程中，赢得胜利。

其三，开动机器，多思苦想。在1942年2月8日所做的《反对党八股》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如果这里主要还就写文章而说的话，那么在1944年4月12日所做的《学习和时局》讲演中，他所提出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则是要求全党同志开动脑筋，善于创新。他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少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同上书，第947～949页。如果说，正处理党性和个性的关系，为人们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的话，那么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则是要求每一个个体都要为自己的创新创造一个轻松的思想环境。所谓“多想出智慧”表明，在创新的过程中，开动脑筋，多思苦想是关键。

三、毛泽东在建设时期创新的主题，是要突破苏联模式的教条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起，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是有独创精神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之后，如何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避免教条主义，就成为毛泽东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在1956年4月25日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页。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同上书，第740～741页。这段分析深刻说明，教条主义式的学习苏联，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到了1958年，毛泽东更是全力批判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反复强调创新。为了克服教条主义，他强调应正确处理“学习与独创”的关系。他说：“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22页。那么，怎样才能坚持独创精神呢？纵观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认为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精神，“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习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同上书，第115页。这里讲的“古典作家”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认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方面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苏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中国的儒家对孔夫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所以毛泽东又说：“我军有很多有头脑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就将一切东西拿过来，并且有所独创。”同上书，第196页。

必须指出，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反迷信斗争，也表现了某种“左”的倾向。如批所谓“资产阶级教授”就是如此。他当时说：“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这一错误的出现，是与毛泽东否认中共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对主要矛盾的误认，才导致将一些名教授、名科学家、名艺术家，统统归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所以他又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说：“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118页。这段话虽然有鼓励青年人敢想敢干的意义在内，但是过于强调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对立，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有可能导致不尊重科学，蛮干、瞎干的可能性。1958年的“大跃进”中，就曾出现过不少这类的现象。

其二，坚持真理，不畏牺牲。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说过：“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制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制，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毛泽东在这里讲了创新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而造成这些困难的，既可能是社会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认识方面原因。所以，毛泽东在1958年号召人民，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创新，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不要“怕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都要准备。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讲话了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117页。

其三，开动脑筋，活跃思想。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举了很多实际生活中辩证法事例，如急转为缓，缓转为急，劳转为逸，逸转为劳，战斗转休整，休整转为战斗，睡眠转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转化为散会，散会转化为开会，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转化为团结，等等。他说，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想想，使思想活泼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创新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维过程，它既包括灵感思维，又包括辩证思维。人们在创新的过程中，既要掌握有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更要有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现代思维学所讲的创造性思维，其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是都离不开开动脑筋，活跃思想。所以毛泽东讲的学习辩证法，对于创新仍然是一种基本功。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伟大一生中，创新是贯彻始终的一根红线。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创新的必要性，而且论述了如何进行创新。他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创新必要性的论述，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关于如何进行创新的许多方法论论述，对于今后的人们的创新，仍然是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