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时，即率先踏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探索之路，开始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轮富有成效的思考，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在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

　　依据前面的分析，毛泽东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

　　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创见的思想或思路。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思路。向自然界开战即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这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就是集中一切力量，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的指导方针；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一切力量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这些思想和思路奠定了后来在中共十三大上完整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基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统筹兼顾这一思路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直接的理论源头，是实现科学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之一。显然可以说，这两篇非同凡响的传世名篇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以苏联为主要的实践形态来认识的。他曾经明确地说，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当实践表明苏联的一切并非都适合中国时，毛泽东也对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开始了思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有差别。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按照当时的认识视角，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大工业的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些必备要素的有机组合。显然，毛泽东所要探索的是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上述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与苏联有什么差别，怎样使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的情况。这一时期，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有很多人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事物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毛泽东不赞成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党的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6月28日，在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谈话时，再度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同上书，第69页。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和系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提供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大工业紧密相连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没有工业化，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还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谋划中国的前途时，就已经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并没有如原来的设想同时实现工业化，因此，他认为这时的中国只是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它“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同上书，第214、216页。他强调社会主义只有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显然，这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技术基础，因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正如同后来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多次强调今后10～15年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还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前夕，毛泽东就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成为富强的国家，“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加入共同富裕群体的包括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主要的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还包括经过改造以后转变成为劳动人民一部分的原来的剥削者。毛泽东明确地说：地主阶级经过改造以后，就变成了农民，他们“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如果资本家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同上书，第490页。显然，毛泽东关注建立公有制后全体劳动者（包括已经转变身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共同富裕。因此，他注重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注重分配公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毛泽东追求的是高度集中的但又具有某种灵活性的计划管理模式。1956年，毛泽东特别关注经济体制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经验，这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强调企业、地方要有自主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更鲜明地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同样追求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苏联的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多样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他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不赞同苏联在文化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批评了苏联在文化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有香花也有毒草，表示“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因此，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这样做有益无害。

　　显然，毛泽东探索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是在基本原则即基本制度方面与苏联一致但又有中国若干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且他在这一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思考的理论结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成为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源头，其中，有许多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显著特色。正因如此，尽管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探索仍然是奠基性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他的探索在实际上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宝贵经验